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

原载于1973《学习与批判》第一期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上面是我国古代诗人屈原作品《九章•橘颂》中的两段话。前一段活描绘了橘树的色 彩斑调、生气蓬勃的形象，后一段话赞美橘树特立不移的坚贞品格。屈原通过对橘树的热情洋溢的颂赞，为自己进步的政治主张、干练的才能以及坚持真理的品质，播奏了一曲激动人心的颂歌。《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它的明朗的风格，表现了怀抱远大理想的诗人在政治生活还没有遭受严重挫折时的心胸开朗而乐观的特色。

屈原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它在当时具有怎么样的进步意义？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生活在战国时代后期的楚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正向着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代。当时，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奴隶的争取解放，新兴地主阶级的抬头，他们向奴隶 主贵族的进攻，以及奴隶主貴族的顽抗与反扑，相互之间展开了生死的搏斗。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在不少国家中先后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变法运动，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立新的法制，限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它代表或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奴隶们争取解放的利益。变法运动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当时，凡是变革比较彻底的新兴地主阶级得势的国家，就比较强大，反之，腐朽的奴隶主貴族当权的国家，就因循保守，腐败无能， 导致国家的衰亡。

从楚国的情况来看，早在屈原之前，楚悼王就曾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其主要措施是： 修明法令，打击旧贵族，贵族两世以后收回封地，还令他们迁徙到地广人稀之地；裁减百官的禄秩，淘汰冗员，抚养兵士，加强战斗力量。吴起的变法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变法不久，楚悼王死去（公元前381年），楚国宗室大臣们起来反攻倒算，射杀吴起，变法运动随之夭折。之后二十多年，秦季公任用商鞅，实行比较彻底的变法，“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和氏》）两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吴起变法失败以后四十年左右，屈原诞生了。当时的楚国正处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是 积极改革政治，打击奴隶主旧贵族势力，以外抗强秦呢？还是因循守旧，反对变革，听任国家日趋削弱呢？在楚国内部有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屈原主张变法图强，联齐抗秦，这是一条进步的爱国的路线。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等反对变法，主张向秦国妥协投降，这是一条反动的卖国的路线。楚怀王则彷徨动摇于这两者之间。他开始的时候曾经任用屈原，打算变法和抗秦；但他经不起旧贵族集团的劝说和包围，终于倒向奴隶主旧貴族一边。怀王的儿子顷襄王继续执行这条卖国路线。爱国诗人屈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了。

屈原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处于先驱者的行列中。他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外抗强敌， 在哲学思想上怀疑和批判了天命论等传统观念。他的进步思想不但跟楚国的反动贵族集 团相对立，而且也跟代表旧貴族利益的儒家孔孟之道相对立。

热爱楚国的屈原，在政治上坚决要求变法图强。《史记•屈原传》载：怀王初期，屈原 一度受到信任，官为左徒，受命制作宪令，以后遭到上官大夫的谗毁，遂被怀王疏远。什么是宪令？宪令就是法制。在当时，这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政治上反映他们利益的表现。 它也因此而遭到奴隶主旧贵族的极端仇恨和敌视。屈原变法图强的活动刚开始，就受到旧贵族的打击而夭折了。在《九章•惜往日》中，屈原对此事曾有沉痛的追忆，他指出自己受命制法，是要“明法度之嫌疑”，使“国富强而法立”。他还认为如果“背法度而心治”是很危险的，如同乘马驰骋而不用辔衔，随波浮流而没有舟楫一样。这些主张说明屈原鲜明地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和《韩非子•用人》中所说的“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屈原在作品中还常常用“规矩”、“绳墨”一类字眼表示他崇尚法治的精神， 例如他曾批评反对派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离骚》）

奴隶主貴族是坚决反对变更法制的，因为变更法制触动了他们反动阶级的利益。在战国时代，凡是开展过变法运动的国家，奴隶主旧貴族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反攻倒算，残酷 镇压变法者。吴起被射死，商鞅遭车裂，就是著名的例子。这种变法反变法和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内都有剧烈的反映，并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全过程中。早在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晋国保守分子叔向写信公然干涉。（见《左传•昭公六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奴隶主旧貴族的代言人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晋国原来采用周初传下来的旧制度，“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能确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现在丢弃旧制度而把法令公布于鼎上，大家知道了法令条文，怎肯服从奴隶主随心所欲的统治呢？（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的意见，反映了奴隶主旧貴族维护旧制度、反对新法的心理状态。孔子的信徒孟子也是一个顽固地反对变法的复古主义者。法家提倡耕战，注重发展农业和富国强兵，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诣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孟子所害怕的是奴隶制旧秩序受到破坏后，广大被压迫群众（“贼民”）会起来造反。他宁愿国家贫弱，反对变法。由此可见，屈原变法图强的主张和活动，是跟儒家的孔孟之道完全针锋相对的。

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材，以打击旧貴族垄断政权的势力。《惜往日》 云：“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宇戚歌而饭牛”。《离骚》云：“说（傅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这些主张都是着重强调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材登上重要职位，和《韩非子•显学》的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话前后相呼应，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加政权的强烈愿望。奴隶主贵族政治是“任人唯亲”的，要按照血统亲疏安排其政治地位。孟子所顽固地维护的“世禄”（《孟子•滕文公》）“世臣"（《孟子•梁惠王》），就是要贵族世世代代把持政权，享受爵禄。他也讲“进贤”，但认为这是“不得已”的例外，“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孟子•梁惠王》）对于“伊尹以割烹要汤”、“百里奚自齋于秦养牲者”的彰著事 迹，孟子干脆闭上眼睛来一个不认账。（《孟子•万章》）

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必然招致旧贵族的仇视和嫉恨。《九章•哀郢》云：“彼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炉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在这里，从字里行间透露了 奴隶主旧贵族集团对屈原的攻击和屈原坚持变法的坚定态度。相传尧不把帝位传给儿子 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给儿子商均而传给禹。这种传说不合乎妄图保持世袭地位和“任人唯亲”原则的奴隶主旧贵族的脾冑。在当时楚国流传的“尧不慈、舜不孝”（《庄子•盗跖》）的说法，就反映了他们对尧舜的指责。从法家的反对派看来，屈原以楚王的同姓而主张打击貴族特权，正如尧舜那样对亲人不慈。屈原在这里赞扬尧舜目光远大，不私其亲， 正是对奴隶主旧贵族攻击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这里乘便讨论一下屈原赞美尧舜禹汤等先王的问题。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屈原的思想属于儒家而不是法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法家固然反对儒家称道尧舜等先王以颂古非今，但另一方面，法家也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运用和改造历史材料，作为新 兴地主阶级变法的理论根据。《管子•任法》说：“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这里就把尧舜和仁义礼乐都归结到 “法治”这一点上。韩非虽然说过"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显学》）的话，但《韩非子》一书中也仍有不少地方把尧舜作为正面人物来称述的论证。例如《守道》篇说，讬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其心目中的尧舜是严明法制的领袖。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是否称道尧舜，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的度去称道尧舜。屈原《离骚》云：“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联系上面所引《哀郢》“尧舜抗行"的话，可见屈原的称道尧舜禹汤和周朝先王，是突出他们的遵守法度，不私其亲，任用贤能，用以论证自己的法治主张。《韩非子•说疑》说：“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堞绁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这里强调的是尧、舜、禹、汤等人，举贤不嫌卑贱，诛杀不避尊亲，和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论断相直接对立，而和屈原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提倡变法创新的屈原，和韩非一样，都主张变革旧制度、旧秩序，他们和儒家的宣扬复古以维护奴隶制旧秩序是走的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屈原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政治上表现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时秦国由于变法比较彻底，国势最强，力图兼并各国。屈原站在楚国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当然 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他强调要在楚国变法，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变法自强， 救亡图存。因此，他在外交路线上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秦国为了拆散齐楚联盟，利用了楚国的奴隶主旧貴族害怕国内实行改革的心理，派张仪到楚国去游说和拉拢楚国国内的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要楚国与齐国绝交。屈原识破了秦国所玩弄的政治手腕，竭力劝怀王不要听信张仪的话，甚至主张杀掉张仪。秦昭王诱骗怀王到秦国会谈，屈原一针见血地指岀：“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楚顷襄王时期，他坚决反对令尹子兰的亲秦政策，因而遭到进一步的迫害打击，也无所顾虑。

屈原的这种力主抗秦、决不妥协的爱国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楚怀王曾 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受秦的贿赂和欺骗，后来顷襄王又继续推行了向秦国屈膝求和的妥协投降政策。屈原在《九章•悲回风》中就沉痛地叹息“施黄棘之枉策”，这可以说是对楚国当权者所执行的这条妥协投降路銭的总批判。在《九歌•国殇》中，屈原对秦楚交战中楚国阵亡的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诚既勇兮又以武”，“魂魄毅兮为鬼雄”。壮烈的诗句热情地歌颂了楚国将士英勇杀敌、为国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对奴隶主旧貴族集团的投降失败主义路线的严厉鞭挞，也是与儒家的“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的主张直接相对立的。

楚国的奴隶主旧贵族统治集团和屈原截然相反，奉行的是一条对秦国妥协投降的卖国路线。秦国名将白起在攻拔楚国郢都时曾说：“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 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 多掊城邑。”（《战国策•中山策》）白起的话中肯地指出了楚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倒退。事实上，楚国要想在抗秦战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改革内政，实行变法，任用贤能，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而打击奴隶主旧貴族的势力。屈原的政治路线， 正是在这一点上把变法与抗秦紧密结合起来。与此相反，楚国的奴隶主旧貴族及其政治代表，为了保持本阶级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变法，主张维持旧秩序。这样，在政治上就必然顽固守旧，死气沉沉，苟安度日，执行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楚国的贵族统治集团如靳尚、令尹子兰等人，作为奴隶主旧貴族的政治代表，昏庸贪婪，既轻信秦国的花言巧语，贪求贿赂，又害怕它的战争恫吓，不敢斗争。其中有的人如靳尚等，更是心甘情愿地为秦国所收买而充当其在楚国的代理人。在怀王、顷襄王两朝，由于他们推行这条妥协投降路线的结果，使原来比较强大的楚国逐步走上了削弱以至亡国的末路。民族利益，归根到底要服从于阶级的利益。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及其政治集团，为了维护它们的利益，总是对内反对改革，抗拒进步的潮流，镇压革命派和广大人民，对外屈服投降，偷安度日，不惜葬 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楚国的奴隶主貴族统治集团是如此，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等也都是如此。

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论争就是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集中表现。儒家的孔、孟从奴隶主立场出发，是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孔子自称“天生德于予”，（《论语•述 而》）“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认为“君有三畏”，第一条就是“畏天命”。（《论 语•季氏》）孟子也宣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他们宣扬反动“天命”论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强调奴隶主的特权是出于上天的意忐，不可动摇，力图用 唯心论的先验论来维持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则与之不同，他们为了替変法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而提倡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对天命的怀疑与批判，实际上就是 新兴地主阶级对旧制度、对奴隶主特权的怀疑与批判。屈原与荀子、韩非一样，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天命论采取了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合，卒然身杀？"就指出了所谓天命是反复无常、不可凭信的。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成为霸主，一下子被围困而死，那么天究竟是保他还是罚他？归根到底，成败兴亡决定于人事而不决定于天命。《天问》又云：“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提出舜的弟弟象是个玩弄诈骗手段、谋害舜的环人，为什么他被封为诸侯，后嗣昌盛？ 这对于传统的“天道福善祸淫”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此外.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楚怀王曾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屈原在《天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这就是说，自己不能保持威严，求天帝又有什么用处呢？屈原大胆地向天帝提出怀疑和责问，说明他在当时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其中提出了关于宇宙、自然、历史的许多问题，对奴隶社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屈原为什么能够这样？这并不是由于他是什么“先知先觉”的“超天才”，而是完全可以从阶级和时代的根源上找到解释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屈原的这种与儒家的“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直接相对上的态度，这种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的旧贵族冲击时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者。

但是，屈原在政治斗争中最后是失败了。在楚国，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而顽 固，而新兴地主阶级则相对地较为软弱。在怀王、顷襄王时期，奴隶主旧贵族政治集团一 直把持着政权，对内压制变革，对外妥协投降，使楚的国势日趋衰弱。《韩非子•难一》说： “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这确切地说明了楚国由于旧贵族昭氏、景氏的再度当权，最后招致顷襄王时期郢都沦陷的悲剧。屈原在受怀王信用而筹划变法时，曾经扶植和培养过 一批变法的骨干力量，他在《离骚》中曾经以培植香草来比喩这种工作。但在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包围和打击下，这批人一个个经不住考验，最后都投向了奴隶主旧貴族，“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后来是感到完全孤立了。

屈原有没有在强大的奴隶主保守势力面前低头呢？没有。屈原在长篇政治抒情诗《离 骚》中，尖锐地揭露了奴隶主旧貴族贪婪、谗谄、背弃法度、苟且偷安的丑恶嘴脸：“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味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坚持自己的进步主张和理想，反复表白即使遭遇杀身之祸，也是头 断而志不可移。“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是说即使遭遇象商鞅那样被肢解的极刑，他的决心也是决不会动摇的。看，他的态度是多么地坚决！

屈原在《离骚》中屡屡提到“民”，很重视民的作用。他谴責楚王的胡作乱为：“终不察 夫民心”，而他自己则为“民生之多艰”而叹息流泪。这里的"民”，主要是指新兴地主阶级。 然而，楚国新兴地主阶级还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奴隶主旧贵族统治的政治力量，相反地，倒是与奴隶主旧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国新兴地主阶级这种先天的软弱性，决定了它的政治代表者屈原的眼睛里头只有国王而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最。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楚怀王的身上。他追念早先自己曾受楚怀王信用，但不幸楚怀王半途变卦，“羌中道而改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上叩天阍，下求淑女，目的是希望楚王能够幡然悔悟，使自己重获任用而实施“美政”。然而“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他的希望破灭了。屈原的进步理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他没有把希望寄托于这个新兴阶级本身和广大人民群众，而寄托于昏庸动摇的楚怀王身上，这不能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种情况决定了屈原只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 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襄王二十二年，秦攻占楚的巫郡、黔中郡。襄王二十三年，秦军退却，楚国又收复了大批失地。这是由于楚国民众的纷起抗战，迫使秦国只能退兵以避锐锋。可是，当时正流浪在江南的屈原，并没有注意到楚国人民群众的如火如荼的斗争，而是因自己理想的幻灭而感到了绝望。《九章》中的《怀沙》是屈原绝第之作。在这篇沉郁的作品中，屈原指出楚国的政局是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政治局面一片混乱而不可收拾。他最后的结论是：“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死，死，死！只有死才是唯一的出路。屈原最后终于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反映了当时封建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历史潮流，使他的诗篇闪烁着怀疑和批判奴隶社会传统观念的光辉，充满着积极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古代的优秀作品也自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屈原的思想中充满着种种矛 盾。他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批判的、怀疑的、敢于向传统观念开火的叛逆者，有时则是谨小慎微、迂腐的、拘泥于传统的忠君观念的殉节者。归根到底，屈原并不是 什么抽象的“人民诗人"，而只是楚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是个在当时指导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作品中的缺点是和优点交织在一起的，但这要从历史条件去理解，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