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

摘要：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研究源于教育社会学家对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关注。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生活中的婚姻关系、工作职位、人际交往等也都对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有要求。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由于现代社会存在分化和分层，教育不但能促进社会分化，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证明，教育确实能促使人们向上社会流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教育系统与劳动力领域的筛选、训练以及个体在成人职业、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密切相关。实际上，取得职业地位的流动和非流动途径在教育系统内就已经形成了，教育系统的成层符应了社会分层。

关键词： 教育机会均等化、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文化屏障、再生产策略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存在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对这两个典型的社会特征的讨论曾是社会学最具有想象力的研究主题。所谓的社会分化，即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逐渐分离成专门的部分。例如，家庭的权利越来越多地交给了社会，特别是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有了专门的托管机构和学校。学校教育根据分化后的社会要求建立起各种专门的学校，学校会将不同的个人经过筛选后送到社会中的一定位置。教育社会学就是专门关注不同位置的人是怎样经由教育插入，并安心于这一位置的，这关系到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可以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教育已经成为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一 从社会分层的观点看中国的社会现实

最初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归功于那些关注社会中权力与结构的社会学家的工作，他们用分层理论来描述和说明那些实质现象，如阶级、利益群体、地位、种族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

有关社会分层的种种奠基性理论关注的是从封建式不平等体系到资本主义不平等体系的过渡。马克思（Karl Marx）曾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社会日渐划分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观点成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研究的逻辑起点，他们以此来论证教育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教育机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场所，它从根源上维护了现在的阶级状况。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也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个阶级，他们是：① 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越是成为整体，工作就越是趋于自动化；② 小资产阶级；③ 缺乏财产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各类白领雇员、公务员等）； ④ 凭借财产和教育获得优势的阶级。韦伯的分析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特别是在美国，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多数，这也是美国标榜中产阶级是社会走向民主、富裕的保证的原因。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成员除了家庭因素外，确实依靠的是成功的学校教育。因为美国学校教育的价值与中产阶级的价值类似，高等教育机构似乎也就成了生产中产阶级的场所。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控制教育并使教育成为他们再生产的工具呢？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继承了韦伯的传统，集中分析了教育是如何使一些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他认为教育机构也像是一个竞技场，最初，各个集团为了成为或巩固高地位阶层，都去争夺控制教育的权力和资源，使教育成为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的工具。这样，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用来达到他们目的——主要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一种工具。因此，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作是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在《文凭社会》（ The Credential Society） 一书里，他引用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方面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当社会中教育证书的持有者越来越多时，他们拥有的资源和势力已经使高地位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作为多数的中产阶级就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这就是教育成为中产阶级再生产的工具的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在西欧许多国家都存在，高等教育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通道。在中国，大学文凭似乎越来越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劳动力市场将高学历与好职位（高收入）挂起钩来。在还不富裕的社会，教育作为成本的投入，已经成为每个家庭最沉重的包袱之一。从小学到大学，如果顺利的话，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贫困地区的家庭一般是供养不起孩子上大学的，他们的孩子更多的是在义务教育之后就终止学业，因此他们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获得低的劳动报酬。

中国社会的分层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所谓「三大差别」已经被更多、更大的差别取代。仅从收入上看，现在社会群体可以大致被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需救济群体。有关人士在调查后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失业问题近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居民收入差距还会逐步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1999 年由国家统计局等 6 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的结果显示，20% 的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42.4%，20% 的低收入户的收入仅占 6.5%。不同居民家庭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 8.74% 的富裕家庭拥有 60% 的金融资产，而最低收入的 20% 家庭仅拥有 1.5% 的金融资产。国家统计局一份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农村，至 1998 年末，占人口比重 20% 的高收入农户拥有的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的比重也高达 55%，而占农村人口比重 14.6%、年人均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 3%。在高收入人群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者甚至更高。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数千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成了社会结构中的「需救济群体」。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中产阶层呢？其实，仅根据收入情况居于中产阶层的人的比例非常低，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阶层。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中的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的分层作用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而且利用好的政策和发展机遇暴富起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嘲笑学校教育的无用。他们的行为和取得的成就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以至于在教育领域又一次刮起了「读书无用」的风潮。90 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暴富的拥有企业商业资本的人开始陷入困境，被一些人士称为「长不大的个体户」。这是因为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经济，教育的作用被民间重视起来并予以重新评估。从现在的趋势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助于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的，社会流动的资本开始由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变。但是，到现在这近十年的发展为什么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呢？

尽管有许多人视自己为中产阶层，但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中产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更重要的是自身拥有的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在我国，具备这样条件者还不足以以中产阶层自居，因为他们为数不多，暂时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层。为什么中产阶层难以形成呢？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个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垄断着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层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精英阶层垄断了。就目前的趋势看，维持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积累财富的同时，不仅是农村人口，而且部分城市人口也被抛进贫困人口队伍中。在中国，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社会分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① 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多数社会资源，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② 知产阶层。他们大多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中产阶层，而是作为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阶层也有着诸多的分化，一些人通过自身的资本、工作成就和机会很可能会接近或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或者与总体性精英阶层联盟。

一部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创作，成为知识经营者，有较高的收入，他们会以中产阶层自居。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靠国家再分配予以保证，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这部分人就有走向平民主义的倾向。③ 平民阶层。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大多数人基本是靠工薪生活的。由于社会中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所以在收入方面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人是靠长不大的企业过活，另一些人可能是靠退休金过活。这个阶层在生活方面不能说过得很好，但基本能达到温饱水平。④ 需救济阶层。社会学者分析这个阶层是 90 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后果，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处在贫困状态，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就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现在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下岗失业者。他们主要靠国家和社会福利机构救济，也有一些人靠卖艺为生，还有一些人成为流浪者和乞丐。上述四个阶层基本是隔绝的，如果排除了社会地位、权力和经济因素的话，从文化角度去分析也许能更好地描述阶层封闭现象。阶层封闭所用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化屏障，文化屏障并不是主观的，从更多的方面来看，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