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这就涉及无产阶级革命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的问题。通常，社会革命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暴力革命，一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特定的革命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并不以革命者的意志为转移，它取决于社会政治文化传统、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和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其中，政治力量的对比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
所谓暴力革命，就是代表社会发展未来的先进阶级用武力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由先进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方式。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最基本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都离不开暴力革命的方式。
暴力革命之所以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其原因在于：
第一，就国家的实质来看，国家本身就是进行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强力工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是依靠这个强力工具来维持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不断地加强暴力机关，并首先使用反革命暴力。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工具而出现的。随着资产阶级逐步走向反动，其统治愈益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对，也就愈要依靠反革命暴力，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暴力形式压迫劳动人民，镇压人民革命运动。面对资产阶级国家暴力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产阶级要革命，必须以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这样才能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
第二，就统治阶级的本性来说，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阶级统治，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同样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剥夺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而资产阶级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总是要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拼命反抗。所以，要推翻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必须武装起来，运用革命的暴力迫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垮台。
第三，就革命的本质来说，它是对立阶级利益对抗的总爆发，是对立阶级之间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在革命斗争中，革命与反革命双方必然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调动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力量进行反复较量。因此，社会革命具有空前的残酷性和激烈性，在这其中，暴力往往是敌对双方的主要依据力量和必然的选择手段。暴力是政治力量构成要素中最有组织、最为直接、最具威慑力的力量，对于政权的更替来说，暴力是最强有力的有效手段。无产阶级革命不采用这一手段就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非常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时，就明确指出：“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他还借用一位叫乔治·桑的历史小说家的名言，指出：在阶级对抗的情况下，“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6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6)。后来，马克思又曾形象地强调暴力革命的重大历史作用，他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7)。恩格斯也说：“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68)。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分子反对一切权威的谬论时又指出：“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69)
19世纪70年代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以合法的和平的手段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也不再把暴力革命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方式，他们对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以及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曾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赞扬，但是面对由此而出现的单纯迷恋于议会斗争、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恩格斯也进行了坚决批判。他警告各国工人政党说：之所以要利用普选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70)。如果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71)。恩格斯在临终前还特别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72)可见，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特性。
（二）和平斗争是取得政权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在社会变革中的必要性，但并没有把这条道路绝对化。恩格斯说过：“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73)在通常情况下，和平斗争也是政治革命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斗争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
所谓和平斗争，就是通过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集会抗议、请愿谈判、议会斗争、不服从不合作的抵制行为等，造成强大的政治声势和政治压力，孤立、动摇统治阶级，迫使统治阶级交出政权，实现政治权力非暴力性地交替。
关于和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从未予以否认。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到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便说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74)。鉴于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经常向劳动人民诉诸武力，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号召无产阶级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用暴力砸碎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但他们也期待着通过和平方式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马克思还指出：“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75)
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76)。可就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同一年，马克思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法国是不相同的。“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的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77)1872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的演说中又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78)
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方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改变，19世纪40—50年代，德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封建割据和野蛮专制的国家，工人群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认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应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统一，资本主义工业在德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也逐步角力起来，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涨。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根据这些情况，恩格斯认为曾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方式已经陈旧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进行争取民主的议会斗争，应该充分利用普选权。恩格斯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79)。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方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动统治阶级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统治阶级是不是采取暴力。恩格斯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80)
总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得出这样几点认识：（1）暴力革命与和平斗争两手要并用。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方式，也是开展和平斗争的坚强后盾；而和平斗争是通常情况下经常被运用的手段，它为暴力革命积蓄力量和准备条件。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可以说都是暴力革命与和平斗争这两种方式交织或交替使用的。（2）一旦出现通过和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革命者就应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力争革命以和平斗争方式获得成功。因为，这对革命人民来说是最为有利、最少痛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主张不要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可能的机会，哪怕这种方式胜利的希望很小，也要努力地去争取使之变为现实。（3）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什么时候主要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要由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独立自主地去确定。革命的领导者一定要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情况出发，根据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状况，采用最适当有利的革命方式，既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别国的模式，也要反对把自己的革命方式强加于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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