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二战结束起，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从被殖民的状态脱离出来、建立国家，形成了广泛的“第三世界”。我们常认为，建立一个国家似乎是终结落后状态，建成理想社会的绝技，从此即可高枕无忧。然而，在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后我们发现：只有极少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大量国家无力实现其理想的目标。针对这个核心问题，米格代尔写作了本书——《强社会与弱国家》，试图建构起“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作为答案。

二、”国家—社会关系模型“及其解释应用

根据米格代尔本人的设计，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仅包括第一章，但是全书的精华；米格代尔从理论上分析了“国家”与“国家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模型。

学界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是多样化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国家是在特定疆域内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疆域内成功地垄断合法的暴力机器；国家被视为应用暴力‘权利’的唯一源泉。”米格代尔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个观点，但他同时提出：国家具有观念与实践两方面的意涵。在观念上，人们对于国家有一致的期望（特别是对国家“无限能力”的期望）。米格代尔称之为“国家的形象”，包括“统治者”——用强权控制社会，与“乞求者”——希望获得忠诚与社会支持——两方面。在实践上，国家的表现却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多样的。因此作者提出，对国家的研究应当超越一元观念，关注到国家的多样化实践上来。随后，作者定义了“国家能力”，将其划分为渗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特定方式运用资源四个维度。观察实际，第三世界国家前两个维度的能力往往较强，而后两者较为脆弱。米格代尔整理上述概念的目的，是希望打破大众对国家/政策无所不能的超高期望，进而帮助新模型的建构。因为，这种观念不仅是有偏误的，而且严重忽视了不同时空下国家能力的实际差异。

进而，米格代尔提出“国家—社会关系模型”来解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state failure）。他在肯定国家的强大（乃至压倒性）能力的同时，将国家视为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并将国家实行政策的过程视为不同形式、规则的组织争夺社会控制的过程。因此，国家按设计改造社会的能力（即国家能力）显然与国家所处的社会结构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组织格外丰富，社会控制碎片化，是明显的“网状社会”。因此，政府很难在其中建立起统一的社会控制，塑造起强大的国家。

基于第一部分给出的理论，作者在第二部分论证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分裂情况，探究了碎片化社会的形成原因。米格代尔指出，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市场扩张与帝国主义殖民给当时的“第三世界”的政策施加了剧烈影响，从而毁灭了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无论是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还是税收固定化、现金化，抑或是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都使传统农业被打击，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策略“历史断裂式地”转变。然而，旧社会控制的崩溃是西方社会也曾经历的，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前提。使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异于西方的是殖民政策与当地回应的互动间社会控制的重建。在塞拉利昂等地，英国采用了扶持当地“酋长”以保持殖民地稳定的策略。这使得社会控制整体分裂，而集中于数百个酋长之手。而在以色列，英国政府选择放权给犹太人的自治组织；犹太人的领袖也抓住了机会，建立起了较为集中的社会控制。

在考察完第三世界的社会结构后，米格代尔在第三部分细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竞争机理。他指出，在碎片化社会控制的社会中，国家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通过建设国家机构，将社会直接动员起来，实现政策目标。然而，国家机构在执行政策与被加强的过程中，常会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因此，领导人就面临着“生存”与“需求”的张力。根据人的理性选择，“生存政治“往往是领导人最终的选择。同时，国家机构在地方实行政策时常会被强人利用，服务于其私人利益。其中的原因就是“相互妥协三角”：出于人的自利和“生存政治”的影响，执行者、政客与强人互相利用，互相妥协；有时，强人甚至通过亲戚任职“俘获”政府。基于前述，米格代尔在结尾提出了强国家的必要条件——打乱社会，充分条件——正确地历史时机、一定的外部威胁、独立的官僚体系、领导人的才能。最后，他重新回顾了全书。

三、讨论

我们将《强社会与弱国家》视为比较政治的经典，往往是因为他关注到了社会与国家间的碰撞。然而，我认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引入了一个“离散”的国家视角。在本书中，我们不仅将国家视为生长于社会的一个组织；更进一步的是，我们不把国家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各怀鬼胎”的组织与个人的集合；国家在面对社会其他组织的竞争时是容易被从内部瓦解的。这对于我们研究国家行为很有帮助。当然，本书也存在不足。除了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促进的可能外，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生存政治”及“相互妥协三角”与制度的民主水平等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是一个良好运转的民主制度，“生存政治”就可能不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