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王明亮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改变了人对自然的消极状态,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这种关系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绿色发展方式凸显生产力通过保护和加强自然界自身价值以维护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属性;绿色生活方式将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和谐作为实现生活意义的重要方面。同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既能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环境基础,也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促进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庄严宣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3-14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本质地“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2]。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原则性地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探索人类文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形态。它出现在当代世界发展面临普遍性困境的条件下,探寻出了一个以中国具体国情为中介的、对时代之问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回答。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又从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规定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人的存在状态,同时又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促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巩固和完善。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对应的主要是三种文明形态:中国古代文明、其他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就当代世界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主要对应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后者作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对于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产生了巨大的问题。

第一,在性质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扭转了农业文明中人类屈服于自然界的被动局面。马克思在论证资产阶级在它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时代还要大时,所引用的论据正是“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3]405。这些论证足以说明正是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的深度介入,才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第二,在范围方面,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打破了地域之间的隔绝状态,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中心—边缘”体系下,原有的农业文明不得不依附于工业文明,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对待农业生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05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展、程度上不断地加深。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资本为中心,其社会生产的根本驱动力在于资本的增殖,生产和保存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使用价值只是实现前者的手段。资本及其增殖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起点和终点、动机和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不但自然界的神圣性和内在价值消失了,保存和实现自然界对于人的多方面的使用价值也需要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这不仅使得自然无法成为人类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无机的身体,而且也使自然成了限制资本主义文明继续发展的无法逾越的外部限制。

以资本增殖为中心塑造的现代文明必须要以资本的持续再生产为根本条件。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4]257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片面注重资本增殖,而具有丰富使用价值的自然界被规定为可以任意消耗的不变资本,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两个方面日趋达到自身极限。一是社会购买力的相对萎缩造成的需求极限;二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的成本极限。由于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受到生产过剩和环境破坏的危害最为严重,因此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又会转变为社会危机。如果说十九世纪工人运动以争取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为主,那么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以环境权利为诉求的斗争则愈益激烈。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走向终结。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这是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4]294

与此同时,以资本的扩张为内在驱动力的全球化进程使得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迅速扩大到整个地球,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界限的到来。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服务资本增殖的“中心—边缘”体系,随着资本主义经历自由竞争阶段—垄断阶段—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资本的扩张也形成了商品输出—产业资本输出—金融资本输出的形式,这些资本扩张形式愈发牢固地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捆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围,并且深度绑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重考虑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源,以破坏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为代价,维持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曾在1991年指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企业的三条理由:“首先,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在广大范围内还处在‘欠污染’状态。”“第三,清洁环境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健康标准。”[5]54-55正是在以上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向整个自然界排放污染物,使得地球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1992年科学家联合会发起和签署的“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指出:“环境在大气、海洋、水资源、土壤、森林和生命物种领域正逼近临界状态。到2100年,现存物种的1/3将消亡,而这种无可挽回的消亡尤其严峻。”[5]67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却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关系之上的。对于人类的永续发展来说,这种文明形态必然会被扬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6]3。因此,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人类未来何去何从的积极探索。

二、绿色发展方式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将实现共产主义,在此之前的全部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也正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过程。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一个具体阶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是以当代中国国情为中介展开的,但却是为人类的未来进行积极的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7]

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必须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生产力发展是以人与自然相对抗为代价的。这种对抗关系使得自然界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外部限制,实现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的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重新理解生产力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6]6从中可以引申出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自然界表现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此时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在宗教和神话的形式中,自然界保持着它的主体性和神圣性。无论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古希腊的人是宇宙一部分的思想,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情况下人类被迫服从自然的观念反映。到了工业文明阶段,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催生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开始深层次地介入自然界的演化进程。自然界不仅丧失了它的主体性和神圣性,也丧失了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价值性,而仅仅被规定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原材料和不变资本。在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中,造成了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服务资本增殖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会对工业文明进行扬弃,既保留工业文明改造自然,高度介入自然界演化进程的实践方向,同时克服以资本为中心对待自然的方式,重新确立自然界作为人类无机的身体的崇高地位。

因此,绿色发展方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首先用“以人民为中心”代替了“以资本为中心”,即自然界不再被简化为资本增殖的原材料和不变资本,而是恢复其能够满足人类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丰富使用价值的本来面目。其次,强调自然界的主体性和其自身的固有价值,即不再仅仅以是否对人类“有用”为标准对待自然,而是能够以自然的内在尺度评价和对待自然,这也是人类对待自然应有的态度:“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8]因此,脱离了资本主义关系束缚的生产力理应获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强自然界支持人类社会发展的能力,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规定。即生产力的进步不但不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反而会因为人类深入地介入自然界能力的增强,更好地维护和培育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4。实际上,我国的绿色发展方式已经充分彰显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特征之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节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减少乃至停止生产力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根本举措。“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是修复长期经济发展带来的已有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是重视生态环境的自身价值和潜在价值,同时保护自然界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支持的能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9]50-51则是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重大具体措施,并以此引领我国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扎实科学推进我国绿色发展方式。

总之,绿色发展方式科学回答了人类在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理论上证明了人类能够通过保护和加强自然内在价值的方式实现永续发展;实践上探索出了一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道路,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实际成果。

三、绿色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

衡量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既有宏观的客体尺度——该文明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有微观的主体尺度——该文明中个人的存在方式。质而言之,人的发展就是不断地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奴役走向自由的过程。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当前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要求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0]的第三阶段。

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但也承认“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的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1]。因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生活领域寻求。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亲切的,因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152,在生活中每个个人都能够更加自由地筹划并展开自身的存在。但是由于消费的存在,生活领域与生产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在的关联。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资本逻辑当然地延伸到生活领域,使原本应当自由而全面的个人生活成为生产的附庸,并且愈发片面。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造成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商品只有经过了消费,资本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增殖。随着资本的扩张,尤其是生产过剩的出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会将虚假的需要——即“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12]强加给人类,从而形成了非必要的高消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将生活的意义与消费的多寡相等同,使得生活愈发片面。另一方面与生产领域的浪费性生产相对应的是生活领域的浪费性消费,与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相对应的是大量无法参与自然循环的垃圾。因此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掏空了生活本应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普遍地使人类个体陷入了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之中。

当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时,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来说,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创造条件和维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从人的发展的主观方面来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一致的,实现这种一致关系的契机就是确立绿色生活方式。

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瓦解相对应的,是“占有”还是“存在”何者更重要的问题。即对于生活来说,是占有更多的消费品更重要,还是使自身的生活更有价值更重要。当人们意识到对于虚假需要带来的过度消费极大地阻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本真关系的实现的时候,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本真的方式存在便会成为个人实现美好生活最为深沉的要求。存在问题无疑有着非常深邃的内涵,但“过程、活动和运动是存在的要素”[13],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实现人的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

我国于2018年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其中包含了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十条内容。以上行为既能够产生良好的生态效果,更能够让个人在日常生活方式中实现个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和谐,即个人的绿色生活直接维护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并且因为前两者而肯定自身生活的价值。因此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有利于形成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的自我约束,使自我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互动成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从2019年开始逐年发布《公民生态行为调查报告》,对以上十条的落实方面进行调查,虽然各条的达成度不一,但整体上是向上发展的。这说明在党的领导下,人们越发意识到并实际体验到不同于消费主义的绿色生活方式的价值。这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大转变,也为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契机。

四、生态文明建设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最新提出的,从发展的角度看具备促进其他领域更好发展的内在属性;第二,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高度依赖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因而最能体现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从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观谋划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两个方面对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物质文明方面,有利于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健康高效发展。除前文所述的能够正确认识和使用自然生产力之外,绿色发展方式将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倒逼我国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碳达峰碳中和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9]51,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对我国能源的清洁开采和高效利用进行全面提升,进而“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9]51。

绿色生活方式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在行为准则,将与环境承载力的外部刚性约束相互作用,既为低碳社会的运行提供消费基础,也使适应绿色生活方式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创新将获得更加充足的激励,并在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过程中使绿色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将共同为我国物质文明走上绿色低碳可循环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物质保障。

(二)政治文明方面,有利于将党和国家的政策通过日常生活内化于人民心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发展的意愿,同时也是在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得以开展的。

对于一般个体而言,人民当家做主虽然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但是却较为抽象,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如果真理是抽象的,则它就是不真的。健康的人类理性总是趋向于具体的东西。”[14]因此,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之间还不能达到直接的一致性。

当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人民群众内在的行为准则,成为内在的驱动力时,尤其是在绿色生活方式中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就能够帮助人民更好地理解和认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蜕去了外在必然性的强制力量的外壳,而与人追求绿色生活的自由达成一致,成为维护人民群众在绿色生活方面当家做主的客观力量。人民当家做主也不再具有抽象性,而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现实。

(三)精神文明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自强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自信不是自负、自恋,而是一种自觉。‘四个自信’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感受,而是建立在科学根据基础上的实践自觉”[15]。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人民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伟大实践,它以实践自觉的形式在与人民生活最为切近的生态领域确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其次,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绿色生活方式将个人生活同维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个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体现,而且由于绿色生活贯穿于个人生活的全过程,因此能够全方位持续性地对周边人群产生深远影响,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再次,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议题,能够有效推动生态文明的文化必然能够取得世界性的影响。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真实的文化形态,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体现。特别是绿色生活方式,由于它是自主自觉表现的文化形态,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的存在状态,是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至简大道,必然能够对世界各国人民产生持久的影响,从根源处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社会文明方面,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文明的本质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践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首先能够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6]。另一方面绿色生活方式本身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正如前文所述,绿色生活方式要求破除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助人民从对虚假需求的追逐中解脱出来,减少虚假消费的不满足而造成的负面情绪。在此基础上,人民可以将剩余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投入到弥补和提高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短板上去,从而真正地提高幸福感。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将进一步促使社会完善教育、医疗、文体等民生措施的建设,为提高社会文明提供客观条件。与此同时,享有美好生活既是人民群众幸福感提高的标志,也是主体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全面发展的主体能力将作为重要的动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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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绿色发展理念研究”(Y201738414);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党在新疆执政历史经验与启示研究”(2022ZJFLZ03)。

作者简介：王明亮(1985— ),男,安徽阜阳人,博士,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E-mail: mingliangbook@163.com

王明亮.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43(5):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