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

而在乡村。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7.35%。陕西的城镇化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55.34%。

可以说，整个“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乡村文明的快速消逝。”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罗新远教授说。

城镇化对乡村文明的破坏

中国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中国农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

乡村是农耕文明的承载体，乡村文明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投影，具有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生态价值。

乡村文明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的总称，它包括方言、风俗习惯、思想道德、宗教信仰、娱乐、雕塑、建筑、中医药、文物古迹、衣着服饰等，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在乡村，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乡村中。可以说，乡村文明是城市以外广大地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重新审视、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乡村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经济价值。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村落正在消失。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村落正在消失。罗新远教授列举的数据显示：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70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锐减为260万个。十年内减少11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300个村子。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

据冯骥才2012年的调查，全国有230万个村庄，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还剩下两三千座，而在2005年还有约5000个，7年消失近一半。

“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且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乡土文化断裂，如果城镇化浪潮让人们都进入城市一元文化，那么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致命打击。所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未雨绸缪，防止本已脆弱的传统文化生态再遭灭顶之灾。”

在罗新远看来，传统村落是农耕文化的物质见证，是农业文化的保存的载体，它在人们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他分析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城镇化带来的是传统文化记忆的消失。

乡村文明的失落和守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化需要一方水土，水土是培育文化的根基，人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

一种文化离开培育她的土地，很难保持原汁原味，更谈不上传承与发展。

统计数据：目前有留守儿童6973万人；流动儿童3581万人，其中56.8%的流动儿童与户籍地没有联系，一半以上不知自己的乡镇。

“即使生活在村庄的人们也几乎对村庄的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罗新远说，无望、无助、现在有很多人身处在“集体失忆”的时代？

可以说，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将乡村原有的传统社会生活不断打破，再造一种新的习惯、新的环境和新的社会结构。农民也从农村进入城镇，也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经济来源。这种新生活与传统文化并无关联，相反有时是相悖的，甚至会抑制对传统的坚守和传承。但离开了传统文明，城镇化的梦想再美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实现。

罗新远说，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实现这种社会记忆的传递过程，使下一代浸淫于文化传统之中。“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无奈。城镇化和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深远，他对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作用更为彻底。”

罗新远在对关中农村的调查中发现，村庄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经济功能被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替代，公共事务无人关心，农民之间社会关系的疏离，而社会关系的疏离和人口单向的外移，使乡贤和青年人不再回到村庄，“而无回馈村庄的人，村庄的希望又何在？”

“同时，农村社会建设力量的弱化。村镇两级工作中心转变，围绕市场经济展开工作，而服务农民的时间和精力减少。”

乡村社会何以持续发展？凋敝的农村现实出路何在？

在罗新远看来，今天，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我们更应当从时代和历史高度认识乡村文明的价值，更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力传承和振兴乡村文明，用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努力解决发展中的矛盾。

针对乡村文明的保护和传承，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政府、社会、市场、文化四者边界的界定非常重要。“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四者良性互动、协调、平衡，农村要‘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兴文化’，法治是底线思维，关键是制度安排。”

他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解决方案的核心是文化干预、教育、村民自治。”

他进一步说，政府、市场和社会、文化的作用是互补的，相互协调。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制度安排，如制定法律规则，建立监管体系等，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可以带来效率却不能主动解决包容和公平问题，如贫困、收入不平等问题。

社会组织如合作社、协会、NGO可以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祠堂的存在可以使农村鳏寡孤独生活得到救济和改善，有些社会团体可以使穷人的福利得到直接的便捷地改善，文化的功能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关中的传统村落宗族意识和民俗仪式的复活，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和价值的回归，表明现代化并不能完全摈弃传统文化，相反传统文化今天仍然能够为现代化提供相当的正能量。

如何唤回渐行渐远的集体记忆

日趋瓦解的乡村社会生态如何拯救？凋敝落寞的乡村何以持续发展？

在罗新远看来，文化尚存，灵魂所在。文化留住，希望尚在。

“民众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路径。”罗新远说，文化，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文化的，那就是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

他说，面对村落凋敝、农民贫困的处境，首先让村民生起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继而利用本土资源寻求自我发展之路，这正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诉求。

“因此，通过记忆的搜寻，使村民获得情感的归属，便是我们行动的起点。”罗新远说。

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乡村活化的有效路径？”

他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则包括与农业景观浑然一体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乡土文化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特性、对乡村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