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萍

《法家法律文化通论》是武树臣先生的近作之一。作品运用大量的文本文献及秦简文献，细致梳理法家法律思想的文化源泉、定型，及其后儒法融汇的流变。法家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与今天中国法治的脉络传承关系，都为中国法治文化找寻固有文化之根据，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书中几个理论观点值得关注。第一，开篇立足文化考古，从“法”的古义说起，分析初民社会法意的神性与氏族伦理。探寻法家起源，首先应对学术质疑，先秦法家存在吗？开宗明义讲：先秦学派之分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事情，舍弃之会带来诸多不便。重要的是，今天研究应避免形式主义的武断、孤立和割裂的方法，既要看到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统一整体，又要尊重每个思想家的学术个性；既要注意某一学派的主张，又要注意各家学派之间的学术交叉与重叠，同时，还需研究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发现其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对今天的启迪作用。

第二，通过分析法家的师承脉络，回到“法家，乃出乎儒，而返乎儒者也。”继而，对于法家“法”与刑是不是同等关系，回应如下：在法家论述中，法与刑法、刑罚不是同等关系，在秦朝的法律专业术语中，法与刑法、刑罚也不是同等关系。就概念而言，法与刑法、刑罚不是同等关系，把法家、法治等同于刑治、罚治的断言，有主观臆断之嫌，都需要进一步论证。

第三，就法家尊君与尚法是并生还是对立的问题，明确指出：法家是理想主义的，渴望君臣贵贱皆从法，但是，又依托于集权君主政体，在法家注释法律的同时也承认君主的重要性，法家从主观上并不认为尊君与尚法之间存有矛盾。后世学者决然将尊君与尚法分割开来，而且使其成为儒法界河的论断有隙于史。

第四，作者认为，人治是儒家对血缘宗法贵族政体的期盼和追述，法治是法家对君主官僚政体的描绘与操作。集权君主专制是人治，既然人治就不是法治，在集权君主制度之下不可能存在法治的观点，存有逻辑问题。赞同法治多元论，对法家法治与西方法治的相通之处，表示一致认同，而且提出了法家传统体现着中国法文化的自信。在此，通过法家传统溯源，提出了中国法文化的民族性、圣贤人物的丰功伟绩均包括于其法律实践之中，从而揭示了从夏之训典到听断之制，反映了中国古代法的文脉基础。

线索材料清晰，观点新颖。法家出现的历史背景分析，从诸子百家之学，到地域文化的差异与兼容，推出法家在合适的时间与地域萌发。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子产、邓析、叔向，李悝、吴起、商鞅等战国法家及其在魏国、秦国、韩国的变法实践，都反映法家思想理论与政治实践相结合，其代表性著述与法家理论的自我完善，充分展示了战国时期风云人物谱写的历史与价值。如何上升到法学理论，从而归纳法家思想，便落脚在判例法式微与成文法酝酿中，刑书刑鼎成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滥觞。刑名之学与形名之学携手同行，在名辩思潮下成文法得以问世。法家法理学一节，讨论了法律的起源、作用、人性、公平公义公开等概念，以及法家法理学得失论；法势术之说，反映法家变革政治的历史轨迹；在秦改法为律的原因中，探讨了新的法律样式，以罪统刑、六篇格局、法律令事，从而构建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样式，成为中国古代“混合法”的滥觞。法家法律实践一节，选择秦墓竹简出土文献，分析秦律的基本精神、规范形式、基本特点，从而得出结论：秦律六篇结构真实可考，秦简法律答问表明法律名词术语解释已经相当发达，此外，封诊式将法医学从宋代《洗冤集录》拉回到秦朝，可谓是法医学的源头。由此，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秦简的学术价值，看到了法家法律具有经过实证材料佐证的可靠性。

本书后部重点讲述法家之流变，即儒法融合贯穿其中，到汉代以后成为中国法律思想主线。首先从荀子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与改造论起，分析其隆礼重法的礼法统一论，德刑关系、法者治之端的法律观，以及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的混合法——作者独创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样式。继而，论述董仲舒对荀子学术的继承，天人合一论，皇权神化与制约、天道任阳不任阴、德主刑辅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官僚政治论，据位治人、以名定实的考绩法，特别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义用于判案断讼，使战国判例法在汉代得以复兴起来。以此，儒家法家从对立走向融合，明倡六经，暗行荀术，百家不同的儒生与文吏转变为“一政员吏，儒生什九”、以经术润饰吏事的共生局面，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的一种文化主流。汉代以后的循吏、俗吏，盐铁辩论而来儒法两派的最后决役，其后儒法互为表里，以六经之学与刑名之学熔于一炉，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法家化，在皇权本位与族权本位，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正宗学术，儒家经学与法家刑名之学共同促进司法职业化，习俗礼仪编入刑法典，儒家理论与法家实践共育混合法格局，中华法系沿着这一轨迹在进化中自强不息，绵绵数千年。

最后两章：一是法家法律传统体现于古代法律文献之中。如法学文献、法典文献、律学文献等藏有丰富的史料。二是作者把法家遗产区分为优、中、劣性传统，劣等传统：如皇权至上君主集权制；中性传统，如集体本位；优等传统，如朴素的唯物主义、崇尚法治等。最终作者明确肯定法家的历史功绩。

综上，本书对于法家法律文化梳理细致周全，作者对法家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与学养滋润，对于法家的评价，一点不偏颇，左中右全有，某种程度上，对历来学术界法家思想评价不公现象有纠偏作用，对儒家法律传统一贯说，有积极正面的回复，将这一长期误导性结论搬离出邪路从而回归正途。确立中国法律传统文化遗产不是即儒非法，而是儒法合流。可以说，本书是正本清源之作。正如作者所言：为往圣继绝学，正是我辈的使命。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编审、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