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美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由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出版，其宗旨在于“分别讨论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使得生态批评更具有文学批评的特征和范式。在导言中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加以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

1998年英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与文学》在伦敦出版，分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的历史、当代生态文学三个部分。这本由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的著作认为：“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

1999年夏季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共发表十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2000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著作主要有默菲教授主编的论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贝特的《大地之歌》等。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2002年年初，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生态批评探索丛书”。美国的格伦·洛夫于2003年末出版的《实用生态批评》、英国的格雷格·加勒德于2004年8月出版的《生态批评》

对“生态批评”的定义，言人人殊，难有定论。米歇尔·P·布兰奇等人在《阅读大地》中说：“隐含（且通常明确包含）在这种新批评方式诸多作为之中的是一种对文化变化的呼唤。生态批评不只是对文学中的自然进行分析的一种手段，它还意味着走向一种更为生物中心的世界观，一种伦理学的扩展，将全球共同体的人类性观念扩大到可以容纳非人类的生活形式和物理环境。正如女权主义和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呼唤一种文化变化，即通过揭露早期观点的狭隘性而努力促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观一样，生态批评通过考察我们关于自然世界之文化假定的狭隘性如何限制了我们展望一个生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能力而呼唤文化的改变。”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其著作《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将生态精神贯穿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更为深入的层面里。在这部堪称“生态文学批评的里程碑”的著作中，布伊尔将其矛头指向了20世纪以来文学和批评中的一个主要倾向：对真实世界的指涉维度的丧失。[4]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其结果显然是在不同的生态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随着生态运动的壮大，“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起初使用它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这些作品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比今天简单。比如，许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

大致上可以说，“生态批评”是从文学批评角度进入生态问题的文艺理论批评方式，一方面要解决文学与自然环境深层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要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内在关联。生态批评关注文本如何拒绝、展示或者激发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集中在生命进程或者类似生命进程中的内在人类倾向，激发起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的想象和情感。在宗教信仰带来的安全感、现代性的焦虑、后现代的碎片与混乱之后，作家们开始探索人类归属世界的新途径，探索在我们与自然之间发展一种谨慎而互惠型伦理的新途径。因此，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定位、敞开并且讨论这种表现在文学形式中的渴求。” [5]生态批评运用现代生态学观点考察文学艺术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系，同时运用文学想想叙事手段透视生态文化，探索人在世界中的诗化生存状态，思考人、自然、艺术与批评三者关系——对人与自然征服与报复关系的反思，对生态艺术批评的人文原则的确定，对现代主体中心问题和多元价值新构造的推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阅读大地》的编者所说的：“具有生态敏感性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具有一种潜能，推动人类全体成员培养起更加深厚的生态人文素养。”[6]

在我看来，生态批评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为主，力求在作品中呈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复杂动向，把握文学与自然环境互涉互动关系。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增加而范围不断扩大，因而生态批评已经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收入西方文论术语词典。

二，生态批评亦可从生态文化角度重新阐释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从中解读出被遮蔽的生态文化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并重新建立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诗意审美关系。

三，生态批评对艺术创作中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保持“政治正确”立场——既不能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能绝对地自然中心主义立场，而是讲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主张人类由“自我意识”向“生态意识”转变。人类与地球是共存亡的生命契合关系，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大地物种中的一员，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员生死与共。

四，生态批评将文学研究与生命科学相联系，从两个领域对文学与自然加以研究，注重从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角度进入文学层面，从而使生态批评具有了文学跨学科特性。生态批评是人类面对生态灾难之后的文学反思，是文学艺术家对人类在地球的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重新清算。

五，生态批评在对生态文化现象进行观照时，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不能背离文学精神和文学话语，而要尽可能在文学文本形式和艺术手法层面展开话语叙事，通过“文学性”写作的形式美手法去体现出生态文化精神。

六，生态批评的内容要求从生命本质和地球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存在状态。这一视角将已经流于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与危机重重的地球生存问题联系起来。文学从此可以抛弃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从语言消解的各种文学批评话语中振作起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意义和“世界的”生态意义。

总体上看，生态批评将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它一方面必须是“文学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须触及到“生态性”问题。这种“文学性”与“生态性”的整合不同于其他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生态批评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并不断呼唤着诗意乐观的生存态度，拒斥“对未来的绝望”，从而显示出生态批评的乐观主义精神特质。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出现，都有不完备乃至理论盲点，生态批评也不例外。这种新的批评模式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得到社会的广泛批评。达纳·菲利普斯在《生态论的真相》一书中对生态批评提出若干异议，认为生态批评是旧瓶装新酒，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而是用时髦的术语哗众取宠而已；生态批评仍没有形成自恰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根据的匮乏使之只不过成为激情的叙述话语；生态文学批评充满野心，想当然地把相当复杂的进化论及生态理论纳入文学批评之中而难以消化。但不管怎么说，生态批评仍在西方文论的“文本喧哗”“话语游戏”中走出来，开始俯身生养死葬的大地，直面并关心人类存在的真实困境，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论（下篇）王岳川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 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ecolist和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罗特费尔蒂、劳伦斯·布耶尔、乔纳森·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 。

[4] Cf.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xii.

[6]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the Earth, 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