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资本的社会化！

不要因为有了资本主义这个“对立面”，就否定资本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就否定资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从资本中引伸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揭示了资本，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的这一方面。

何也？这就是在认识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看待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在资本价值以及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构成的资本（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精髓，就是从可变资本中，引伸或揭示了资本剥削生产力——劳动力——人的价值——即资本的消极作用的一面。但是，当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时候；当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已经大力提倡知识经济的时候；也当人们开始把自己的研究、自己的发明、自己的技能和自己的才智，作为股份、作为投资，而使生产力独立成为资本的主角的时候，谁还会怀疑生产力，作为资本的积极作用呢？！

资本是一种剥削价值的工具！

资本也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工具！

答案所反映出来的结论，完全取决于你认识资本的角度。

如果，以生产资料为本位去认识资本，那么，你所认识和掌握的资本，就一定是剥削价值的工具。

如果，以生产力为本位去认识资本，那么，你所认识和掌握的资本，就一定是创造价值的工具。

资本社会化的核心涵义，就是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中，公有与私有的对立统一。这个对立统一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物质方面，就是生产资料资本公有的普遍性，与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二是在社会方面，就是资本公有的绝对性，与资本私有的相对性的对立统一。

首先，从物质方面来讲，生产资料与生产力，是构成资本的两个最基本的物质要素。把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直接“标的”为资本，是为了资本创造社会价值（包括资本价值和商品价值），做必要的物质准备——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就是为资本创造社会价值（包括资本价值和商品价值），做必要的理论准备。

生产资料公有的普遍性，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或政治经济学命题。而是人类社会（更不用说是人类商品经济社会），最普遍和最现实的物质与社会常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最残酷的生产资料私有，莫过于奴隶主义社会；最黑暗的生产资料私有，莫过于封建主义社会；而最“冠冕堂皇”的生产资料私有，莫过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些社会里，无论用什么“进步”或“文明”的方式，据生产资料为私有的人，他们所占有的私有的生产资料，真的就能够“世袭”制般地私有了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把这首诗，送给那些自以为其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就是“永世”私有的人，则再恰当不过了。

至于，要找什么现实的例证，哪真是举不胜举了。

所谓的生产资料私有，说白了，就是生产力的私有。因为，无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其权利的大小、运用的质量和得失的结果，都不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本身。而是取决于生产力，是否有能力、有才智或有条件，去获取和保障这份权利的获得、扩大与享有。

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当今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难看出——所谓的不变资本，恰恰就是生产资料资本；所谓的可变资本，则恰恰就是生产力资本。只不过在诠释生产力资本的社会作用、地位与价值时，应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有所丰富、有所发展。

实质上，对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最简明的解析，就是——只有生产力资本，才能保证资本的增值；也只有生产力资本，才能造成资本陷入保值的窘境，和贬值的困境。因此，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里，承认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才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才是从物质的角度；才是从根本的角度，去尊重生产力——劳动力——人的民主、自由和平等。

对于“无产阶级”来讲，生产资料的公有，为自已享有利用生产资料，来创造自身与社会价值，提供了必要的、更为主动的物质与社会条件；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讲，生产资料的私有，同样也是为自己利用生产资料，来创造自身与社会价值，提供了必要的、自主的物质与社会条件——只不过，前者是侧重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后者则是侧重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保证和提高自身的生产力资本的物质质量和资本价值，是其获得、扩大和享有这份权利的核心或基础。不是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其国有资本（生产资料资本）的投资效益低下？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企业，面临其企业破产或被兼并的困境？这个道理，恐怕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了吧。

明确生产资料资本公有的普遍性，和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的对立统一的原理，就是为了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资本的所有权，以及建立在这个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使用权，其资本价值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与生产力资本，形成或构成一个必然、稳定和持续的资本价值体系。否则，生产资料作为资本，意图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中获得、扩大并享有社会价值（包括资本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目的，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而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则恰恰给资本——包括生产资料资本，牢牢而深刻地打上了“自己”的价值烙印。这个烙印，对于丰富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价值内容、价值结构，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与历史作用。同时，也对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作用。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生产力资本对生产资料资本的关系，是一种责任（义务）和权利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所有的人——劳动力——生产力，都可以或有条件据生产资料所具有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为私有；但是，所有的人——劳动力——生产力，都必须为所据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这个权利，而承担必要或必然的责任（义务）。因此，生产资料资本公有的普遍性，和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是寓意于生产力对生产资料的权利与责任（义务）之中的。

其次，资本社会化的核心涵义，在社会方面，就是资本公有的绝对性，和资本私有的相对性的对立统一。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自己的生产力；把自己的生产资料，毫无条件地给公有了——这个“真理”至少是对大多数，生活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人来讲，是适用的。

问题的关键是——你可以认为，你自己所具有或所特有的生产力的物质质量，与自认为所具有或所特有的生产力的社会价值，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也可以认为，你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物质质量，与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是世上的“无价之宝”。可是，你千万不要拿你所具有或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生产力，和你所拥有的“无价之宝”的生产资料，去转化为资本，以便去与构成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其他的生产力、其他的生产资料，形成价值交换或价值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否则，你认为或认定的，你所具有或所特有的生产力的物质质量及社会价值；你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物质质量与社会价值，就不再是由你“单方面”来决定了——而是由产生或发生价值交换或价值的相互作用的各方——也许是双方，也许是多方——来决定了。

因此，作为表现物质质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价值的价值工具，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资本（包括生产力资本和生产资料资本）置于私有的保护伞之下——除非你只是把它作为自己的资产，不去以商品的生产、交换，来进行其社会价值（包括资本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创造和实现。

就资本的私有的相对性而言，可以反过来，从以上对资本公有的绝对性的简述中，得到启示。在这里，只是从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空间与时间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资本的私有的相对性。

人们把自己所具有或所拥有的物质质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某个单一的物质质量来决定的。在人类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都可以转化成为商品；但任何商品的价值创造与实现，都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质的相互作用，才能达到——因为，商品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不仅取决于商品价值的生产，更取决于商品在商品流通的各个领域中，价值的相互作用。

而从资本私有的时间性的角度来看，谁能够“确保”自己所具有或所拥有的一切资本——不管是生产力资本，还是生产资料资本，可以“自此”而成为“世袭”万世的“始皇”呢？！

无论是把自己的生产力，作为资本也好；还是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也好。如果，你要想或意图以之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去获得、扩大并享有自身及其社会价值，最终，都必须面临两种现实与历史的选择或“注定”——一种是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物质质量——资本价值——以及商品价值的相互作用中，被淘汰；而另一种，则是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物质质量——资本价值——以及商品价值的相互作用中，得以持续地存在与发展。

所以，综上所述，资本私有只是满足了掌握其的，人的现实需要，但决不会满足掌握其的，人的历史需要——因为，资本的公有是绝对的，而私有则是相对的。

资本公有的绝对性，和资本私有的相对性的对立统一，就是从整个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角度，去客观认识资本的社会化。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科学的和系统的理论基础。

而生产资料资本公有的普遍性，和生产力资本私有的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则是从构成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角度，来为社会主义的资本社会化，提供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在中国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两个巨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就是没有为两个对立统一，建立一整套系统、科学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法则（或称之为游戏规则）。其中，最违背资本的物质的对立统一原则的，就是在强调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的普遍性的前提下，严重忽视了生产力私有的特殊性，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建设中积极作用。由于这一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从而，造成当前对生产力的主观限制与不尊重的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实践当中。

最后，在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由于，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社会主义也要走商品经济社会这条路，因此，就必须拿起或利用资本，这个建设人类商品经济社会所必需的价值工具，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此其一。

其二，则是由于，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资本，输出到世界——美国人不是这样做了吗？在中国，实质上有一系列相对完整的社会（包括经济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只要将这些理论，系统、科学地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客观、具体地加以结合，那么，就一定会将之升华成为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指南。只是，当前的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自诩为政治家的中国人，太急功近利；太“商业化”了。这就使得有关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具备系统性、科学性。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各种社会政策的相互矛盾、相互制约。因此说，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实现上述的两个对立统一，那么，中国在当今国际上，想要谋求更大的社会（资本）权利与地位，将“随时”会因各种内部的矛盾的相互影响，而有所停滞——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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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soc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

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期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期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西风东渐，“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在日本、中国书刊中出现。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我国的《西洋杂志》于1878年音译为“索昔阿利司”，《万国公报》于1899年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从1901年至1902年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梁启超从1902年9月2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些，“社会主义”一词在我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 梁启超是最先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