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社会适应是广大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它与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然而，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诸如抑郁、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在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其不仅影响中小学生当前的心理健康和学校适应，也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和适应，因此引发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担忧。

这些心理问题的出现，既有外界环境压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儿童自身内在的原因。弄清楚这些心理问题发生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干预。

目前，已有众多教育工作者从整个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层面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我们试图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来寻找这些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西方国家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青春期焦虑尤其是社交焦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学步期时特定的一些气质特征，如行为抑制。

学步儿在面临新异环境和刺激时，有的儿童能够快速同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主动探索，从中获得新鲜的体验，这些儿童被称之为非抑制的儿童。

而另外一些儿童则会产生严重的紧张情绪，中断探索行为，表现出抑制、回避反应，这些儿童被称之为抑制性儿童。

西方国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气质特征具有遗传基础且相对稳定，早期抑制的儿童到了青少年期出现焦虑、抑郁的概率是普通儿童的四至七倍。

然而，并不是所有早期抑制的儿童到了青少年阶段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早期抑制的儿童到了青少年阶段与普通儿童并无差别。

研究发现，儿童自身也具有一些能使其从危险因素中恢复过来的弹性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也是儿童气质的一部分。但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并不是在一出生的时候就成熟了，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在早期，儿童的自我控制主要是反应性控制，随着儿童的成熟和注意能力的提高，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开始显现，儿童可以根据环境的要求，抑制一个优势的、但不被接纳的反应，并且/或者激活一个劣势的、但是社会所期望的反应。

对于害羞、抑制的儿童而言，如果他/她同时拥有较高的努力控制能力，那么他/她的努力控制能力也许能够帮助害羞、抑制的儿童克服自身内在的紧张、焦虑，从而去探索外部世界。

如果害羞、抑制的儿童自身的努力控制能力也比较低，那么他/她可能就只能臣服于自身这种高敏感性的反应倾向。

因此，研究者们最初认为，努力控制能力对害羞、抑制的儿童来说有益无害。

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努力控制的不同成分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调节着害羞、抑制儿童的抑制、退缩行为，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也就是说，对于害羞、抑制的儿童而言，努力控制的各个成分并不都是越高越好。

总体而言，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而东西方国家在看待害羞、抑制行为方面存在具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害羞、抑制行为的适应性价值及其发展过程可能与西方国家也有所不同。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零碎的，所得研究结果也不太一致。

故研究聚焦行为抑制的儿童，通过追踪研究的方式，探讨儿童早期的行为抑制是否会影响其青少年期的社会适应，以及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的各个成分可能在其中起到不同的调节作用。

儿童早期行为抑制性对青少年期社会适应的预测

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抑制、退缩行为会对其后来的社会适应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早期行为抑制的儿童，后期表现出社交退缩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抑制、退缩的儿童在与不熟悉的同伴交往时通常使用较差的社会问题解决策略，导致了儿童社交技能不佳。

抑制、退缩儿童的这些行为特征，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忽视、排斥和欺凌。当儿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进而导致退缩和焦虑。行为抑制性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儿童中进行的研究则发现了一些与西方国家中不一样的结果。

例如，在中国的一些研究发现，早期害羞或抑制的儿童到了童年中期在学业和社会适应上反而优于其他儿童，儿童早期的行为抑制性与儿童中期时的同伴喜爱、积极的学校态度、学业能力正相关。

张光珍等人发现，害羞、抑制行为与儿童的社会适应之前的关系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在童年中期时，抑制、退缩行为对中国儿童的社会适应的影响不明显，但到了青少年阶段，抑制、退缩行为对儿童的学校适应的消极作用明显。

然而在研究中，儿童2岁时测得的行为抑制性不能预测11岁的社会适应问题。

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当前中国文化中，整体上而言，害羞、抑制对儿童来说，既不是一个积极因素，也不是一个消极因素，即儿童早期的行为抑制并不会对其青少年期的社会适应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种结果可能主要由文化间的差异导致。Kerr认为，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气质特征的认知和反应，又反过来影响这些特征的稳定性及其在特定文化中的发展结果。

文化在社会中具有分配和组织意义的作用，最佳的调节，部分来自于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中国文化中，害羞、谨慎、抑制的儿童被认为举止适当、善解人意，他们能获得同伴的宽容和接纳。

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父母和同伴在对待害羞、退缩儿童时的态度和行为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又导致抑制、退缩行为在不同文化中的适应性功能不同。

但由于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自由经济和思想的影响，慢慢地也开始鼓励个体的主动和独立，那么在当代中西文化融合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实际上早期抑制的儿童是在慢慢向正常抑制水平的方向发展。以往研究也发现当代儿童会越来越向中间型发展。

此外，研究猜测可能是国外的经典测量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儿童。

由于相较国外，中国父母较少得与儿童分床睡或日常分离，所以2岁时的实验室观察可能更多地测得的是儿童的依恋，所以不能很明显地看到测得的行为抑制性对11岁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努力控制在儿童早期行为抑制性对青少年期社会适应的影响中的作用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儿童早期的行为抑制与儿童后期的社会适应之间不存在关联，但是研究却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儿童的努力控制的调节，也就是说，儿童早期行为抑制与其后来的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儿童的努力控制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在前人的研究中，有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总体上分析努力控制在抑制、害羞儿童的适应中的作用，而有的研究则是分别分析了努力控制的不同成分或不同层面在抑制、害羞儿童的适应中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细化，研究者们发现，努力控制的不同成分在抑制、害羞行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研究探讨了抑制控制和注意集中这两个努力控制的子成分，以及错误监控和反应控制这两个认知层面努力控制的子过程成分，如何预测儿童青少年期的社会适应。

结果发现，儿童7岁时的注意集中能够显著正向预测11岁时的自尊和学业成绩，7岁时的抑制控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11岁时的学业成绩，11岁时的错误监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11岁时的学业压力。

Derryberry和Rothbart认为，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可以对儿童的认知、行为进行自上而下的调节，相对于自动化的控制，主动的努力控制在调节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个体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自主控制自己行为的重要能力。

努力控制与低水平或更好地调节消极情绪有关，并且能够具有更高的社会能力和低水平的外化问题。

研究得到儿童7岁时的努力控制可以预测4年后儿童学业进步的结果，相似地，Liew等人的追踪研究选取了在7岁到10岁小学低年级儿童，研究便发现努力控制对于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研究还探讨了抑制控制、注意集中、错误监控和反应控制这四个努力控制的子成分，如何调节行为抑制性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那些7岁时抑制控制水平高的儿童，他们2岁时的行为抑制正向预测11岁时的社交焦虑，高水平的错误监控对早期抑制的儿童发展起保护作用，而高水平的抑制控制则更容易加剧不适应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