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王问政于管氏：“杀一人以利天下，可以吗？”

管氏说：“不可以。”

景王问：“为什么呢？”

管氏说：“杀人的应当是法律，不应肆意剥夺任何无辜之人的生命。”

景王问：“杀了他可以挽救一万个人的性命，也不应该做吗？他无辜，一万个人也无辜。一个人的无辜，和一万个人的无辜，谁重呢？”

管氏说：“一样重。”

景王笑。

管氏继续说：“杀戮无辜，有害国法。害国法而不知，却以为行的是理所当然的事，臣私下里为国君担忧。”

景王正色道：“那寡人又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管氏说：“是谁要害这一万人，就惩治谁。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就招募勇士除掉他；如果是一个团体，就令执法机关敲掉它；如果是天灾，便去抗灾；如果是人祸，便去问责；如果是制度，便去改革。不能因一亿人的贫寒，便杀了许氏和三马，将他们的资财分给众人。这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会令更多人贫寒，而不会致富。”

管氏所认同的，是程序正义重于结果正义。

他没有回避问题，若要杀一人救万人，可以，但请拿出正当的理由来，而不是把一万人的无辜看得比一人的无辜更重。

大部分普通人和景王一样，只关心了结果（到底该死的是一人还是一万人），而管氏关心的正是程序，比起如何衡量生命价值，驳斥“为救一万”而杀一人的这种荒唐理由才更重要。

如果没有合理的将个人和集体利益相互统一的程序，今天能为万人杀一人，明天就能为一人杀万人。拿电车难题举例，就是说你要做的不是去拉闸，而是去叫停电车或者把人从轨道上拖下来。不要选择去牺牲任何一方，而是尽全力去救人。

这同样涉及到一个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毕竟，认识和处理人生问题的重要着眼点和出发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离开了人就没有社会，社会是人的存在形式。同时，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人也无法生活。

个人利益（需要）与社会利益（需要）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最根本的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社会需要是个人需要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全体成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需要的反映。

个人利益的满足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社会方式来实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利益离不开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也离不开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人利益的有机统一。

社会利益体现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它也保障着个人利益的实现。

“公私问题。公私是对立面，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大就没有小。像王杰、雷锋、欧阳海都是些很好的同志了，在关键的时候想的是公，但没有私他怎么会想公。大公无私是很难讲的。

资产阶级笑我们共产党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是不对的。没有个人哪有集体？集中个体，才有集体，集体为先吗。今晚我们这几个人不是个体吗？大家在一起，意见不一致，最后达成几点，但行动时，各有各的见解，一致是暂时的，差别是长期的，或一致是大方向，差别是小方面。

韩丁一家的意见一样吗？老母亲和她儿子韩丁的思想不一样，韩丁和雷周安的想法不同，年轻的卡玛和她妈妈的看法能一样吗？个性总是有的，有个性，才能有集体。

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走极端，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养鱼，可浇地了。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是还可以喝。”

——《周总理机接见韩丁一家时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