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的分割及二元经济的影响，造成了广大农民对城市门槛过高的不适应，而大大延迟和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在世界上，凡工业化了的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以上，而且农民所占人口比例都降到5%以下。这不仅全覆盖的提升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极大的降低了城乡差距。而我国虽然农业占GDP比重早已降到10%以下，在工业化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城市化率才只有59%，而实际的城市人口仅为45%左右，我们的城市化率同现代化国家相比低出20—30%。”——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原院长、《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任玉岭在中国城市大会的讲话

任玉岭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

《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

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描绘和论述。整个决定体现了总结历史与面向未来，坚定制度与改革创新，重视问题与目标明确的三统一。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彰显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最大优势和特色。

一、以两大奇迹为依托，经过70年的实践与改革而选择下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必将是行之有效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富民、强国的总目标，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制度和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实践和探索。我作为这70年的亲历、亲为者，亲眼目睹和感受了这个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高潮与低潮，成就和辉煌，以及挫折和教训。70年的建设发展，虽不像当年万里长征那样要爬雪山过草地，经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是这70年的建设征途也并不平坦，整个建设过程既要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国外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斗。不要说解放初期遇到的帝国主义封锁，保家卫国的战争和国内反动派的破坏了，就是直至今天，国际和国内斗争的严峻性依然不能小看。在这存在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探索前进的征途中，因为要破旧又要立新，要扬善又要惩恶，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出现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前一脚、后一脚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初心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变，所以，我们总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既不改旗易帜，又不保守僵化，总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例如，这次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理论，就是经过了大约35年的计划经济和35年的市场经济的丰富实践，在认识上历经了由浅入深、由拒绝到包容、由否定到肯定的过度和转变。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又能以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做到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所以一路走来，才创造了70年来的两大奇迹，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既是我们富起来的根本依托，也是我们强起来的基本保证，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所肯定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制度就是这样经过70年的长期淬火和历练取得的，也是历经了这两大奇迹的佐证和考验的。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各项制度必将是行之有效的，一定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任玉岭在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颁奖经验交流会上的主旨发言

二、发挥好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性作用，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特色和优势。

前面谈到的70年的两大奇迹是怎么出现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又是怎样取得的？首先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这一切。

我小的时候，遇上过日本飞机狂轰乱炸、天天跑反、缺吃少穿。日本投降后，在河南又遇上国民党统治下的“水旱蝗汤”，广大百姓民不聊生。

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人民的站起来。刚一解放，中国工业一穷二白，那时连用的洋火（火柴）都没有，生火做饭要用火镰撞击火石进行取火。但在共产党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领导下，经济快速发展，远在五六十年代就创造了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汽车、第一台飞机、第一台万吨轮船、第一台水压机，并造出了两弹一星。后又经过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已达日本的3倍，美国的1.5倍，是美日德三国的总和，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可以抗拒狂风巨浪的经济大海，成为G20、APEC、东盟举足轻重的成员国，中国首创的一带一路朋友圈能够很快超过一百个国家和团体，这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互为条件和相互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践行和保护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和特色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98年前成立时，就选择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经过98年的斗争实践，使人民从中得到了翻身解放、得到了致富图强，于是人民信赖共产党，紧跟共产党，这就形成了中国体制的最大特征和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障。

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有许多新的突破，而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党的领导制度摆在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统领性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是搞好国家治理的坚强保障。为了搞好国家治理必须把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好，既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又要建立完善从严治党制度等。

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完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

过去的70年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赢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归根结底还在于执政党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这样一个初心与核心。

就我所经历的和看到的中国70年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出现了这样和那样一些挫折和问题，但从宏观和总体上看，党和政府的作为都是以谋取人民福祉为宗旨的。包括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赶美超英，虽然出现了不切合国情和实际的大问题，但其出发点也都是为了让人民能早点过上好生活，让国家早点强起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急于求成引发的浮夸风、共产风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任何动荡。1960年冬我作为河北省委生活工作队队员工作于河北省沧州地区，每天除了有4两玉米面的供应外，其它什么也没有，但我们依然与群众一起挺过了三九寒冬的几个月。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在南开大学，当减少粮食定量，实行停课修整后，数千名师生的学校也依然安定而平静。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师生都能理解国家的困难，同党一心报团取暖。特别是1960年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人口下放和疏散至农村，也丝毫没有引起社会的反常。这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崇高信誉和权威，另方面也可看出广大百姓对政府工作的认同、理解、支持和包容。

当然，也不能排斥在前进路上出现过违背人民利益的诸多事件和问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于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同不法企业相互勾结，强占百姓的土地，强拆百姓的房屋，一些企业为牟取暴利，不顾百姓的生死，欺压诈骗横行于世，由此引起的群体事件有大、有小，此起彼伏，百姓在无奈中，或举刀断指，或饮毒自杀，甚至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或自焚。2010年初连续发生六次校园血案被砍死60多人，这都表明了人民利益得不到保护时，社会就会出现乱局。

又如我们的房地产，因有关方面领导和监督不力，出现了盖房不是为了住的，而是为了炒作谋取暴利，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负债高到72—90%，造成政府在管控上的进退两难，极为被动。又如，我们的城市化，因为没有坚持农民变市民的基本使命，而是把城市作为经营品，拒绝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再加上亮化、美化、绿化大量投入，房价无限攀升，使城市门槛越来越高，广大农民失去了入城的承受力，而致城市化至今实际户籍数只有43%。由此造成的中国农村户均土地只有8.3亩，不到日本的1/3，不到韩国的1/4。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仅有日本的29%，韩国的34%。欧盟的20%，澳大利亚的7%，智利的2%。农村贫困人口多，城乡差距大，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主席第一次接待记者就讲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出共享发展目标，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这又极大的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使我们国家经济体量不断增大，按英国人评论一年增长一个澳大利亚。

因此，要搞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须形成长效机制。所有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举措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包括财政的开支，一定想着14亿人民，不要乱支乱花。要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方面更多想着百姓、关心百姓。

任玉岭在吉林省农安县调研社区治理

四、加强教育、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搞好社会治理的条件和保障。

我们过去快速而稳定两大奇迹的背后是有文化支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影响下的那代人，一心一意跟党走，齐心协力做贡献，保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例如，那时中央提出的先治坡后治窝，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曾经使多少人居住陋室，几代人一间房，几家人一个单元，大家都没怨言。我们这些人从1960年到1976年，15年中工资没有调整过一分一厘，但仍然干劲十足。当时的社会路不拾遗、门不闭户，娃娃拾到两分钱，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而后来因为文革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后“苍蝇”、“蚊子”的进入，加上教育的放松和腐败之风盛行以及用人举才的导向混乱，买官卖官的风成水起，人人都围金钱转，追逐名利成了大人小孩的共同目标和共同语言。这就是社会上乱局的起因，也不稳定的根源。

大小有点权利的单位和官员都在利用权利来生钱，如一个拾荒的人要进某小区捡破烂，也要向物业交上3万元，一个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进到市场去摆摊也要交上3万元，一种日本产的药网上明码标价2000元医院里硬要收4000元，幼儿园教孩子唱歌跳舞本是常规，却硬要把唱歌跳舞分出去单收费。还有人甚至到国外杀自己的妻子去骗保。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治理就必然失效。为此，要搞好社会治理，必须要加强道德教育，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搞好德文化，孝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搞好社会主义道德的弘扬。

孔子曰：“人以吏为师”，而且“上行下效”已经是约定成俗的社会规则。为了搞好社会治理，更好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提升社会道德意识、道德水平，还必需从广大公务人员和广大干部做起，要从上到下率先垂范。更要进一步搞好反腐倡廉，要反特权思想，反特权现象，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并搞好对权利的监督。只要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更美好，我们就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探索和贡献。

（张彤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