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既能不忘人的自然属性，又能观照人的社会属性；既能不弃具体人，又能尊重抽象人，是一种科技与人文共融、科技进步与伦理观照共荣的创新文化。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创新文化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以人为本”的概念

构建“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首先需要厘清“以人为本”的概念。

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人的概念被物理学范式构建，如莱布尼茨认为人的构成是“单子”，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的观点等。此类将人理解为单纯客观存在或人是可以被人之外的客观力量塑造的观点，是一种富有自然主义色彩的观点。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异化”现象越发凸显，人处于“自然—社会”框架中，或以人类中心主义理解世界，或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解自身。

但是，人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人的理解就不能偏执一方。“以人为本”，既要看到人的自然属性，侧重于物质生存的一面，又要关注人的社会属性，侧重于精神自由发展的一面。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存在相关论述，因此，厘清“以人为本”的概念以及构建相应的创新文化理论框架，可以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

在自然属性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应重视个体、感性的人的生存；在社会属性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属性是人的生存属性，社会属性则是人的价值属性。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的理解，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除了含有“自然—社会”的意思，还含有具体的人与抽象的人的意思。具体的人性源自上天，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上天是具体人性的抽象存在；同时，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具体人的存在与塑造，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因此，对人的理解既要兼顾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又要兼顾具体人与抽象人的存在和发展。

自然人、社会人、具体人、抽象人，是“以人为本”概念框架的四个要素。自然人侧重个体的自然性生存，社会人侧重群体的现实存在，具体人侧重个体精神的自由发展，抽象人侧重群体现实存在的伦理基础。“以人为本”，需要关注的既有自然人意义上的生存需要，又有社会人意义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有具体人生活水平的不平衡，又有抽象人生活水平发展不充分问题。

“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既要扬弃斯诺对于“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的理解，又要扬弃物理学范式和“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背景下的创新文化，是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的理解与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的一种新理解。“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既能不忘人的自然属性，又能观照人的社会属性；既能不弃具体人，又能尊重抽象人，是一种科技与人文共融、科技进步与伦理观照共荣的创新文化。

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

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工业革命，构建“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迫在眉睫又意义重大。

当今世界，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各科技领域发展迅猛，随之而来的担忧此起彼伏，如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隐私问题，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领域的伦理问题，等等。科技问题不期而至，其中大多涉及对“人”和“以人为本”的理解问题。很多时候，单纯的伦理道德批判难以恰当解决科技发展及其引发的挑战，并且有时也存在阻碍科技发展的可能。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领域受到各界关注，不少国家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是新工业革命的趋势，长远来看，这对人类未来的自由发展或许存在有利的一面；但从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体的物质性生存等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在此过程中不进行制度完善，很有可能会给当下具体的人的物质性生存带来不利影响。

再比如，基因编辑婴儿问题，如果不解决基因编辑婴儿产生的根源问题——具体人在HIV阻断和治疗相当有效的情况下还要选择基因编辑以求一劳永逸免疫HIV，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体的物质性生存就难以得到保障。单纯通过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伦理批判很难规避这一问题。

当这些科技问题不期而至时，单纯的强制性约束与伦理道德批判难以恰当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甚至，过于强硬的态度有可能阻碍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使新的工业革命发展功亏一篑。因此，问题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更在于恰当地改变世界。新时代的新科技问题和新工业革命问题，不能仅通过强制性约束与伦理道德批判进行治理，还需要一种合理的妥协和有效的创造，需要“以人文本”的创新文化。

开辟生态问题新视角

“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对于传统的生态危机问题，也能够开辟新的视角和领域。

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为过于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即过于重视人的物质性生存，人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而导致自然反噬。但是，如果在毫无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强制关停高污染企业，或者不顾企业承受能力进行转型升级，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即过于重视人的精神存在与发展。如此行为，在改善生态问题的同时会带来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因而并不能让人感受到切实的幸福与生活的美好。

“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可以为治理生态问题提供一套方法论的支持，在传统的“自然—社会”思维惯性中增加“具体人—抽象人”的维度。在对待自然生态问题上，要承认人向自然索取的合理性，这是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和具体人的生存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索取与保护间的关系，尊重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抽象层面的道德伦理。

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保护生态而无视人的自然属性和具体人的物质需要，也不能为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和个体的物质需要而放弃了对于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伦理的坚守。因此，构建“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生态问题有望得到更恰当的治理。

无论是信息科学领域的问题，还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问题，抑或是生态环境领域的问题，都涉及对“人”的理解。我们尤其要留意，有些人工智能与生命科技已经触碰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边界。对“人”的冲击可能不仅是“颠覆性”那么简单，很可能将“人”冲刷成“妖魔鬼怪”。新时代是人与新科技共舞的时代，解决好“以人为本”的问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便有望实现引导科技前沿发展、化解科技发展引发的危机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的伟大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文化研究”（18VSJ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