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意义，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范式是关于理论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也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科学进步“总是明显地伴随着革命而发生”，科学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则进一步要求学科体系的相应转变。当前，中国正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成为数字技术革命的全球最大试验场，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的先发优势。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实现独立性与自主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窗口。换句话说，在全球数字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当下革新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必然选择。因此，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学科领域的核心工作，就是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实践与方法迭代，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吸纳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实践领域的需求引领重组学科组成结构和学科互动模式，通过方法层面的技术变革赋能促进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突破既有学科体系的沉疴顽疾，建构数字时代新的学科领域，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发现新的学科特征与规律，在新领域、新议题、新场域中探索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新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进而以此为指引，重构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数字时代学科结构、组织形态、类型学认知。这种新的范式体系对于进入数字时代的学科体系来说具有重要创新意义，或将推动数字时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总体变革。以公共管理研究为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显著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自然语言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多智能体仿真等新兴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引入显著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能力，这些变化将重新定义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假设、核心问题、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数字治理带来的公共管理大数据，或将证明数据驱动型研究的合理性，进而给化约性导向的研究范式（相对于追求复杂性的范式），创造了可能性，为基于强因果的传统科学路径，提供可能的补充和革命。基于中国实践的数据驱动新范式，或将消解方法至上主义的误区，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者回归逻辑、回归真实世界、回归领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