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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科学活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冲突、博弈、趋同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改革目标的西湖大学，其改革的理性方略是把科学的本土化应用作为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围绕科学的本土化应用构建科学活动的预测、选题、发表、评价等机制。这一改革方略有利于大学产生科学活动的原动力，引发大学系统科学活动的战略转型进而促进大学系统内部的深刻变革，形成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人才价值发挥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大学从具有原生性的本土问题出发，追求原创性科学发现，坚守“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

●西湖大学科学活动改革整体性展开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便是探索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构建具有创新性、富有个性化特色的逻辑体系，才有可能超越我国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

●西湖大学办学主体不止于具有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功能的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创建，而创建西湖大学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融合起来，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以满足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标尺，打破唯科学发现而科学研究、以学术论文发表本身为目的的唯科学逻辑。

●对于西湖大学来说，技术预测机制的构建需要西湖大学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突破知识生产的单向线性运行模式，形成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互动的螺旋型研发模式。通过螺旋型研发模式的构建使基础科学研究不再处于断裂状态，而是能够基于本土核心技术需求进行研究。

●西湖大学构建科学本土化应用的发表机制面临着一个悖反问题，最新科学发现既要通过西方主流学术期刊进行发表以提升国际学术地位，同时又要通过本土学术期刊以及网络新媒体等进行发表和传播，面向本土研发人员特别是本土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进行传播，促进科学成果与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互动。

●西湖大学围绕科学本土化应用评价机制的构建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科学评价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围绕科学评价构建知识生产利益共同体。二是科学评价的对象从对知识生产绩效的评价走向对知识实践性应用绩效的评价。三是科学评价标准从唯西方学术标准、唯SCI评价标准走向重本土化应用绩效的评价标准。

●西湖大学与社会之间理应保持“巴斯德式”的“不即不离的服务方式”，预测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技术需求，并从基础科学的层面进行破解，提出技术创新的路径，但技术的产品化与市场化应用则留给应用型大学、技能型院校、技术孵化机构以及企业等。

文/丁建洋

作者简介/盐城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教育学博士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19年第3期30-36

关键词/西湖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科学活动；本土化应用；逻辑起点；逻辑体系

2015年3月施一公等七位倡议人向国家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时隔三年，2018年4月教育部批准设立西湖大学，西湖大学进入全面建设与发展阶段。西湖大学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词诸如“新型研究型大学”“中国特色”“五年亚洲一流、十五年世界一流”“民办机制”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高教界的强烈关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西湖大学，改革的突破口如何选择，形成什么样的逻辑设计，这种逻辑设计将会带来何种新的大学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又将会带来哪些效应，本文探索这些问题旨在为改革与发展中的西湖大学提供一种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战略思维，并试图为我国“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研究型大学改革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一、西湖大学改革的时代背景

从我国大学制度建立与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世界知识系统的不平衡”，我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模仿和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模式的倾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学科学活动的一个悖反问题愈加凸显。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学家主体的“普遍性”、科学成果的“公有性”程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高，出现了科学的“无疆界”现象，科学活动的运行诸如选题、发表、评价、奖励、成果转化等方面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国际化背景下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科学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和区域之间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科学活动的运行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与雇用、问题选择、成功标准和其他主要结构性元素等条件相关的学术传统，已经出现了重要的突破”。

科学活动的运行趋向于聚焦和破解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对基础科学和技术开发的需求，实现科学的本土化应用、缩小科学活动运行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科学活动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中国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充满巨大的挑战。基础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有很多瓶颈需要突破，特别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核心技术，这需要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在国际学术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而且要能够解决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文化自信、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同时也固化了很多传统的发展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发展路径的依赖性，这为大学科学活动的转型提出了重要命题。

二、西湖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思想库乃至轴心机构，大学组织的要素与结构、功能与文化越来越复杂，大学改革自然成为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复杂的社会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展开，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极力反对理论和思想建构中“零碎的知识的联系”。西湖大学科学活动改革整体性展开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便是探索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构建具有创新性、富有个性化特色的逻辑体系，才有可能超越我国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

逻辑起点是一个科学理论或思想体系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是揭示对象最本质的规定，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萌芽中”；是对象发展和认识发展的历史起点。一种大学改革思想体系的建构其逻辑起点可以有多种选择，诸如教师聘任晋升制度、学生选拔制度、人才培养模式、治理结构设计、社会服务方式等。

西湖大学着力于破解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科学活动的转型并进而通过科学活动的转型重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选择什么样的逻辑起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湖大学能否实现其理想和目标。

西湖大学的办学目标是创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确立的办学理念是“培养一批以天下为己任、能发挥领军作用的高端人才，致力于在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就，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突出了西湖大学的目标定位。学科布局在建设初期主要是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尖端技术等学科。

从西湖大学确立的办学理念、目标定位、学科布局来看，强调中国特色、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是其鲜明特点。其核心目标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培养适应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端科学技术人才，二是基础科学、技术开发的原创性研究与研发成果的本土化应用。从西湖大学基于时代背景确立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中抽象出其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理应是“科学的本土化应用”。

所谓科学的本土化应用，是大学的科学活动以科学发现主要在民族国家本土情境中的应用为目标指向，科学活动在方向选择与知识转化、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国际化与本土化等方面关系的处理上以满足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终极目标，直观地体现为基于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原创性的科学探索、科学发现在本土核心技术开发中的转化应用、培养适应本土需要的研发人才，实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内在统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重意蕴。

科学发现旨在转化为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需求，本土技术需求成为科学活动的内在动力

科学与技术在本质上是作为世界的客观知识的不同呈现方式，两者没有认知水平上的高深与一般、价值层级上的高等与普通之别，主要在社会功用和发展时序等方面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从社会功用的维度来说，科学主要追求自足的功用，而技术则具有特定的社会功用，市场特别是企业发展需要的主要是技术。

从发展时序的维度来看，近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依赖的程度正在加深”。当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在某一学科领域处于较高水平时，这个国家在该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水平总体上会处于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因此，科学能否转化为技术以及如何加速转化为技术是科学活动的内在动力。中国近代以前科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技轻术”，“中国超越西方之处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而现代中国科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则走向“重术轻技”，大学科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而忽视科学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随着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方式的加速转型，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两者之间从单向线性运行走向双向互动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科学知识的本土化应用能力自然成为提升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大学科学活动的转型而言则更具有针对性。

追求科学创新能力转化为人才培养能力，实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

客观上说，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相互之间的需求具有“不平衡性”。“从科学的观点看，高等教育系统不一定很重要”，而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系统需要科学，甚于科学需要高等教育”。

西湖大学办学主体不止于具有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功能的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创建，而创建西湖大学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融合起来，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以满足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标尺，打破唯科学发现而科学研究、以学术论文发表本身为目的的唯科学逻辑。

历史地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第一次实现了有效的结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科学在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来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根据施瓦茨曼（S.Schwartzman）的考察，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最先结合的是化学、药学和生理学。这些学科所达到的系统化程度，足以进行有实验内容的有条理而又一体化的教学。……这种大学制度从一开始就得益于它与新兴的德国化学工业和药品工业的紧密联系”。

正是因为德国大学的科学活动不仅与德国化学和药品工业的“紧密联系”，同时又与教学活动的“紧密联系”，从而促进德国大学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与制度。随着大学科学活动的发展，现代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出现了学术漂移，形成了科研学术与教学学术漂移的现象，而中国研究型大学学术漂移现象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通过科学的本土化应用来实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有机融合。

追求大学科学活动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交织发展中的双重卓越

科学的本土化应用意味着大学的科学活动一方面顺应科学发展的国际化趋势，追踪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引领学科发展的国际趋势，谋求学术发展的国际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致力于提升破解本土问题的科学创新能力，从基础科学层面原创性地解决制约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技术和瓶颈问题，追求基础科学在本土化应用中的卓越贡献。

长期以来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踪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发展的趋势，从课题选择到成果评价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科学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评判标准。而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其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发外生型国家大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无法满足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阿特巴赫（P.G.Altbach）认为，“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往往不愿进行‘应用’研究”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学术信息交流、西方科学观念和方向的支配、学术资源获取、研究范式的依赖等等，从而导致“发展本土模式的难度”。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日本大学在二战后推进国际化过程中便面临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两难关系，“国际化作为目的性、计划性、临时性的措施，乃是为了维持日本的独立，推进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最为迅速而且高效地学习西方学术技艺”。国际化过程中着重强调“培养世界中的日本人”“日本的主体性与相对性”等理念，充分体现了日本大学以国际化为“标”，以本土化为“本”的发展战略。

因此，当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科学创新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追求满足和引领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和技术需求应该成为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科学发展的旨趣应该是破解制约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核心技术的“靶点”，提高国家在国际化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与本土需求的良性互动。

三、西湖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体系

默顿（R.K.Merton）基于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提出了科学活动运行的一个经典分析框架，他认为科学活动的运行主要包括科学兴趣、科学选题、科学发表、科学评价、科学奖励等基本要素。所谓科学兴趣即人们对科学的“理智注意力”。

默顿发现，“科学家们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也就是说，科学兴趣的焦点汇聚存在着“价值关联”现象，在“价值关联”的外部因素当中，“把科学研究引导向某些特定方向”的主要是“社会经济需要”，而社会经济需要的重要表征则是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需求”。

因此，科学兴趣如何识别和预测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需求，并据此进行科学选题，继而进行科学发表和科学评价，构成了科学活动的核心要素。西湖大学科学活动的转型与重构即需要从科学的本土化应用逻辑起点出发，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构建科学活动的逻辑体系。

科学本土化应用的预测机制

在我国研发规模、创新能力、经费供给、制度设计等方面在国际上达到一定水平的背景下，科学活动必然需要从追赶型模式走向引领型模式。引领型模式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关键是技术预测机制的建立，科学活动能够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未来需求，把未来技术需求作为主要科学兴趣。

弗里曼（C.Freeman）对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活动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日本实现赶超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构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技术预测机制。日本政府把技术预测能力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政府、企业、大学、研发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协同建立技术预测机制，富有成效地预测了二战后日本乃至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核心技术的需求。

弗里曼发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大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要定位于“巴斯德象限”，研发课题的选择主要基于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把科学前景与社会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西湖大学来说，技术预测机制的构建需要西湖大学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突破知识生产的单向线性运行模式，形成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互动的螺旋型研发模式。

通过螺旋型研发模式的构建使基础科学研究不再处于断裂状态，而是能够基于本土核心技术需求进行研究。这就需要西湖大学与企业、研发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研发主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突破从基础到应用的纵向型分工合作模式，不同性质主体之间形成水平方向的互动运行机制。强调技术预测并非意味着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完全“人为设计”，亦并非意味着大学担负科学成果的直接转化或技术开发功能，需要大学在科学活动中仍然保持一定的边界，保持“纯科学规范”。

科学本土化应用的选题机制

科学的本土化应用逻辑起点内在地要求科学选题形成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通过自主“问题意识”的建立，摆脱西方学术的“议题范式”“研究范式”。与此同时，判断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趋势，比较和追踪国际科学前沿问题，在比较和追踪过程中实现对世界科学前沿问题的引领，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研发选题的依附。

构建科学本土化应用选题机制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通过经费支持实现对选题的具体引导，针对传统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获取主要采用竞争性资助方式与注重研究问题“事先规划设计”的项目审批模式，西湖大学需要着力进行两个方面改革以实现对科学选题的引导：

一是建立竞争与均等并行的经费资助方式。强化均等性经费资助体系建设，为研发人员均等性地提供科研启动基金，支持研发人员开展自由研究、长线研究、基础研究；主要通过研发成果的完成情况，特别是对本土科学发展和技术攻关中瓶颈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和突破情况来评估经费的使用效益。

二要建立前期与中后期并行的经费资助方式。在强调评估与审批“事先规划设计”研究方案的同时，针对瓶颈问题和核心技术领域自由研究的原创性，针对研发团队和研发人员自主选择的课题在中后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情况进行资助，鼓励自由选择课题与设计方案，支持取得意外发现的研究。

科学本土化应用的发表机制

“社会互动的类型与范围或许是发明率中最重要的社会因素。”科学成果的学术价值、技术价值、市场价值需要通过以学术期刊为主要载体的发表机制进行“社会互动”得以实现。因此，发表机制是促进科学本土化应用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提高科学成果社会互动和应用绩效的重要基础。

科学本土化应用发表机制的构建意味着科学成果的发表以使用本土语言和学术媒介为主导，促进科学的本土化应用和技术的本土化开发，而不是以西方学术媒介为导向；以本土企业家、技术专家、研发人员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学术媒介为主导，而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影响力高低作为学术媒介选择的价值取向。

然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是，“西方大学处于知识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包括研究机构、杂志和出版社等传播知识的媒介以及由科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一个不完全统计显示：“全世界有62%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杂志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出版的。学术声望高的自然科学杂志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出版的，其中大部分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

因此，西湖大学构建科学本土化应用的发表机制面临着一个悖反问题，最新科学发现既要通过西方主流学术期刊进行发表以提升国际学术地位，同时又要通过本土学术期刊以及网络新媒体等进行发表和传播，面向本土研发人员特别是本土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进行传播，促进科学成果与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互动。

科学本土化应用的评价机制

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方式与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生产模式Ⅱ、后学院科学等理论描述了这一变化的基本特征：知识生产方式正在从学术共同体内部自娱自乐的闭路循环走向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一体化的开路循环。

所谓知识生产的闭路循环意指知识生产过程中按照知识自身的逻辑进行生产和评价，主要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对知识生产的绩效进行评价，如科学论文引用率等评价机制。

而知识生产的开路循环则强调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特别是以市场化应用为导向进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意味着知识生产绩效的评价颠覆传统的评价模式，科学活动的评价标准主要依据对制约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和瓶颈问题的突破程度。

西湖大学围绕科学本土化应用评价机制的构建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科学评价主体构成的多元化，打破传统大学以学术研究人员为单一评价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内部评价局面，评价主体的构成需要扩展到技术专家、企业家等围绕科学和技术应用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科学评价构建知识生产利益共同体。二是科学评价的对象从对知识生产绩效的评价走向对知识实践性应用绩效的评价。三是科学评价标准从唯西方学术标准、唯SCI评价标准走向重本土化应用绩效的评价标准。

四、西湖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效应

从科学的本土化应用逻辑起点出发，创新与重建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体系，是包括新建的西湖大学在内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战略。把科学的本土化应用作为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有利于基于兴趣选择、技术预测、成果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科学活动的原动力。

大学将科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定位于破解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中的科学问题，而不是纯粹追踪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选题，模仿其科学活动的运行机制；不是强调科学的本土化，而是强调科学在本土情境中的应用即应用的本土化，通过本土情境中的应用逆向引发大学的科学活动；强调从本土情境中具有原生性的问题出发，追求原创性科学发现，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科学创新能力。

研究型大学在一个国家的大学系统内部具有辐射功能，应用型大学、技能型院校的师资供给、科研训练、研发方向、人才培养模式、社会服务方式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研究型大学或受到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因此，研究型大学科学活动的战略转型不仅引发大学系统科学活动的战略转型，而且还通过科学活动的战略转型引发大学系统内部的深刻变革。

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由于后发外生型大学科学活动的路径依赖现象，导致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也模仿和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后发外生型大学人才培养的模式设计、人才价值的发挥机制契合了西方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的市场需求与科学活动的运行机制，这就从根源上导致一些尖端科技人才向西方发达国家流动。

以科学本土化应用为逻辑起点的科学活动可以从源头上扭转我国大学系统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与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脱节的现象；有利于科学研究与人才的培养和人才的价值发挥形成协同效应；使人才培养的模式设计、人才价值的发挥机制、人力资源的市场需求在本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得到有机契合，实现人才的培养和价值发挥的本土化。

把科学的本土化应用作为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并非强调研究型大学对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研究型大学在科学活动的目标理念与定位策略上仍然坚守“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仍然定位于基础科学研究，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注入研究的技术预测功能，特别是前沿技术在本土化应用中的预测功能，但是在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边界，大学与企业之间依然保持一定的张力。

作为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发展初期也曾面临基础科学研究与科学的市场化应用之间的边界选择问题。在经历了“糖精事件”“工程学院创建与消失事件”的经验教训之后，首任校长吉尔曼（D.Gilman）提出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最好的学术性科学实践实际上是‘大船队’（argosies），这种观点创造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的文化。顶尖的科学家被鼓励投入纯粹求知的科学，虽然这种工作的确不能产生直接的商业利益，但它自有其价值”。这种“自有其价值”即洪堡所说的，“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种种举措所能企及”。

因此，西湖大学与社会之间理应保持“巴斯德式”的“不即不离的服务方式”，预测本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技术需求，并从基础科学的层面进行破解，提出技术创新的路径，但技术的产品化与市场化应用则留给应用型大学、技能型院校、技术孵化机构以及企业等。

“科学的持续发展只会发生在具有某种秩序的社会中，它受一组特定的隐含性预设和制度因素的制约。”把科学的本土化应用作为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起点同样面临着诸多“隐含性预设和制度因素”，需要防止和避免一些可能产生的劣势效应。

诸如，围绕科学的应用而产生对基础科学研究方向的规划与管理、经费投入的绩效评估等方面秩序规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管理主义、绩效主义理念；科学成果转化、产业技术需求等方面的市场诱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市场价值的追逐；对学术自由、基础研究、知识保存与认知价值的尊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等等。如何在秩序规训、市场诱导、学术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坚守大学使命，秉持大学组织自身优势，在科学活动的运行过程中，特别是科学的技术化过程中坚持有限作为，防止劣势效应的产生，是西湖大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