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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失衡的世纪：1820年以来的土耳其发展》，谢夫凯特帕慕克著

社会制度的优劣导致发展差距的存在

近来的研究表明, 社会制度更健全的国家,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率更高、 技术更先进, 对现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生产率也更高。换言之, 社会制度的优劣之分也可被视为国别人力资本形成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主要原因。

外部力量在社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外来势力创建正式制度的殖民地 (或正式殖民地) 就是正式制度直接受制于外部力量的典型案例。在过去两个世纪中, 国际规则, 如自由贸易、金本位制,以及在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和组织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近来, 以市场化、 贸易开放和私有化为基本原则的 “华盛顿共识” 也对正式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些原则通常由世界强国或国际组织执行。

自 20 世纪 30 年代, 特别是在二战后, 经济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快速普及,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尤其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 这些案例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主义总是能取得促进经济发展和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复制东亚经济体工业化举措的尝试表明, 由于新制度与其他现行制度、 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分配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即便采取同样的正式制度和经济政策, 复制的实际效果也可能天壤之别。

土耳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的表现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近。土耳其经济学教授谢夫凯特·帕慕克在《失衡的世纪》中阐明的观点是, 单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等直接原因并不能对这一状况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了更好地理解土耳其的发展历程, 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深层原因, 其中土耳其的制度和政策及它们的演变是最为关键的部分。谢夫凯特·帕慕克教授在书中论证, 虽然制度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 但是为了评估土耳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状况,理解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

1820 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

西欧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 19 世纪经济差距日益拉大, 其中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是采用新技术的速率不同。 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机和后来的其他新技术首先传入了西欧和北美地区。随着这些新技术的普及, 工业生产率与交通运输效率开始快速提高, 农业生产率也有一定的提高。然而, 土耳其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 19 世纪的工业化程度依旧有限, 蒸汽机和其他新技术的引入过程迟缓, 而且主要应用于交通运输行业。

1820—1914 年, 今土耳其境内的总人口由大约 1 000 万增长至约 1 700 万。近半数的人口增长要归因于人口的迁移。同一时期,由于海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进步, 在土耳其缓慢的人均 GDP 增长中, 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农产品扩张实现的。由于这些变化, 农村家庭得以更专业化地开展农业生产, 并且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耕作更多农田的方式为市场生产更多经济作物。

然而, 农业技术的变革一直比较迟缓。农业机械化一直局限于小范围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总投资在土耳其 GDP 中的占比只有 5% ~ 6% , 在一战前的几十年中这一比重至多为 8% 。1880 年后, 致力于修建铁路、 建设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事业的欧洲公司在土耳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高达三分之一。投资低迷、 新技术普及迟缓、 农业生产率提升缓慢以及贸易程度偏低, 都是导致一战前土耳其经济低增长的直接原因。政府支出有所增长, 但仍处在较低水平, 加上新技术的普及迟缓,阻碍了卫生和教育领域的进步 (见图 1. 3)。

在一战期间及战后, 土耳其的总人口减少了 20% 。 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人口的大幅减少产生了长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的瓦解与新民族国家的建立, 土耳其在 1929 年获得了制定关税的权力。为应对经济大萧条和农产品价格下跌, 土耳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土耳其将工业化视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关键的经济政策。20 世纪 30 年代, 制造业和城市经济获得了大量投资,占 GDP 比重平均约为 10% 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内储蓄 (见图1. 3)。新技术逐渐在城市经济中普及, 然而, 继续占近 80% 就业人口的农业转向内向型, 直到二战结束后几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1950—1980 年, 土耳其的总人口由约 2 100 万增长至 4 400 万,而后在 2015 年达到 7 900 万。19 世纪土耳其的城市化进展缓慢, 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二战后才开始逐渐加速。随着部分农业劳动力开始迁移至城镇地区, 并从事利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和服务业, 土耳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开始更快提升。有估算表明,土耳其自 1950 年以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长中, 有三分之一以上要归因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较高生产率的城市经济转移。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从 1950 年的75% ~ 80% 降至1980 年的50% , 到2015 年进一步降至22% ; 相应地, 城市经济中的就业人口占比由 1950 年的 20% ~ 25% 攀升至近80% 。城市经济占 GDP 的比重也从 1950 年的 58% 增至 1980 年的75% , 到 2015 年增至近 92% 。制造业以平均每年超过 8% 的速率发展, 而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在 1950—1980 年间急剧增加。然而, 自 1980 年以来, 制造业的发展速率下降至平均每年 5% , 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土耳其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处于停滞状态, 但与此同时, 服务业在总就业人数和 GDP 中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见图 1. 4)。

农业和城市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对现有资源更有效的利用, 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 与同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 土耳其自二战爆发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仍然有限, 年均约 1% 。此外, 土耳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本上可归因于上文提到的城市化以及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城市经济的转移。换言之, GDP 增长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对现有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实现的, 其余大部分来源于投入的积累, 特别是物质 资本和相对较少的人力资本。事实上, 虽然土耳其自二战以来的 物质资本形成率已经和相似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相近, 但是 土耳其的人力资本形成率还比较落后。女性群体、 库尔德人、 乡 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甚至更加落后。

1820 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

对土耳其的制度及其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尚处在早期阶段, 但是大量证据已经存在, 《失衡的世纪》旨在强调新制度在每个阶段促进一定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造了障碍。

土耳其自 19 世纪以来的正式制度未能完全取代非正式制度, 而是与之并存, 这一状况是由多种重要的原因共同导致的。第一, 许多改革的成本十分高昂, 需要高效的执行力。然而, 政府的财政、 行政和司法能力都十分有限, 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农村地区被隔绝于政府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之外。

第二,新的正式制度不是模块化结构, 而是常常与其他制度相互作用。其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对新正式制度的运行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其中至少有一些制度是在价值观、 信念、 社会规范、 群体利益以及权力分配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能够迅速变化, 有时甚至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但价值观、 信念、 社会规范以及相关制度的改变相对缓慢。

第三, 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一直是自上而下的, 并未受到普通民众的充分接纳和认可。在许多情况下, 权势集团试图阻挠变革, 因为他们认为新制度会伤及自身的利益。在早期阶段, 反对派还来自那些操控并从伊斯兰-奥斯曼制度中获利的群体。反对派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用作利益分配冲突中的战略资源, 并试图损毁新制度。

自 19 世纪以来, 土耳其城乡地区阶级分裂的严重程度虽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但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及精英之间的身份分裂更是不容小觑。有一些分裂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世俗化改革的初期。20 世纪,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恶化了分裂的局面。事实上,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世俗派穆斯林与保守派穆斯林、 逊尼派和其他派别的穆斯林、 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身份分裂的严重程度有时比阶级分裂更加重要。身份分裂常基于文化背景, 但是这种分裂通常夹杂着不同群体及其精英们的经济利益。统治者、 政客以及其他精英时常利用伊斯兰教夸大现有的分裂程度, 以此获得民众的支持。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 土耳其政府与精英群体及其他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结构, 以及这些群体之间的联合、 联盟、 分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每一个阶段, 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联盟和分裂都受到国际制度、 经济模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所容许的政策的影响。身份分裂导致不同精英群体难以结盟与联合。政府能力和政府执行正式制度的能力也深受分裂的危害。与精英群体 (包括政府精英) 至少达成谅解、 控制不同精英群体的权力和能力、 处理各种集体行动问题, 成为政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成功实施新政策的关键。如果现行制度或新制度的利益分配与社会既有的权力分配不一致, 精英群体就有可能以组织动员、 谈判交涉、 向其他人和政府施压的方式, 恢复过去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在这些冲突中, 相互对立的精英群体通常会利用非正式制度, 其中包括基于身份的关系网络与庇护关系。

彼此竞争的精英群体之间、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 私人精英与政府精英之间、 世俗派精英与保守派精英之间、 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种种分裂不仅损耗了政府的实力, 而且使维护政局稳定更为艰难。政治秩序, 即社会不同群体对基本权利、 应对冲突的机制, 以及政府制定和维护规则的行动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 是实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会改变国民的预期和信念, 导致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采取非常不同的行动。二战后几十年中频发的军事政变以及近期滑向威权主义的现象都表明, 土耳其的政治体系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些分裂。

反复发生的政局动荡对土耳其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二战结束后的多党派时代, 政局动荡时期往往会滋生更多宏观经济问题, 并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 精英群体之间持续不断的分裂、 对非正式关系网的利用, 以及国家干预主义带来的复杂后果, 都使土耳其更难将不同背景的人的资源和技能整合起来, 也难以利用先进技术发展更复杂的组织。许多个人和公司因此不再投资于教育、 技能提升和技术创新, 不再追求长期的附加值和生产率提高, 而选择利用资源与政府交好,获得政府支持的权宜之计。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失衡的世纪：1820年以来的土耳其发展》，谢夫凯特帕慕克著

该书在全球比较框架下，以绝对和相对指标，通过以下四个时期考察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史：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开放经济时期、跨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渡时期、二战后持续的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以及198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开放时期。作者基于这四个时期，利用人均GDP、贸易、工资、健康和教育指数等序列数据，分析了土耳其长期经济趋势背后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尤其强调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对土耳其百年经济发展史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在众多发展中国家里，土耳其的经济表现既不出众也不落后，因此，它更具代表性。通过分析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史，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土耳其发展背后的驱动力，也能为理解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增长模式提供重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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