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观，主张教育目的应当根据社会的要求来确定，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掌握社会的知识和规范。这种目的观一般强调人是社会的产物，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需要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人。

“社会本位论”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学说和社会政治学说，在柏拉图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主要是作为其国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他提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国家，必须由三部分人组成:哲学家、军人和劳动者(指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培养这些人并达到理想国的目的，主要通过教育来实施。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选拔出统治国家的哲学家―最高统治者，他们是“深谋远虑的，真正有智慧的”;训练出勇于维持国家秩序和保卫国土的军人，使他们永远保持着“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的信念”，“对内镇压不法之徒，对外抗虎狼般的入侵之敌”;也得训练出一大批安于生产，愿意供养统治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使他们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的问题上，易于“达到意见一致”。可以说，柏拉图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是与其社会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那里，教育是社会政治的附庸。

涂尔干，这位教育社会学创始者，在他的学说中，是把教育与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他的教育学说实际上是其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涂尔干看来，教育是一个社会事物，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教育，他说:“今天，我们难道看不到教育同样随着社会阶级的不同，甚至随着居住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吗?现在，城市教育就不同于乡村教育，资产阶级受到的教育也不同于工人受到的教育。”整个社会及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着教育能够发挥怎样的功能，正是由于每个社会都具有适用于全社会的全体成员的规范，教育才使儿童产生:“①他所属的社会认为其每个成员不应该不具备的某些身心状况;②他所属的特定社群(社会等级、社会阶级、家庭、职业)认为其全体成员必须具备的某些身心状况。”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教育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

在“社会本位论“的教育目的观中，还有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那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批评学校过于培养了学生的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发展了学校对知识的自私追求，使学生的发展几乎不带有社会的性质。在他看来，公立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进行公民教育。他说:“我以为国家公立学校的目的―也就是一切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有用的国家公民。”作为教育的第一目的，“是要使他们热爱劳动、提高工作效率”第二目的是“培养明智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即“必须使学生深刻领会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使学生成为服务于军事的国民。

以上教育目的观，是按照从个人到社会这样一个维度来展开论述的，即从个人本位观到社会本位观是逐步递进的，前面的更靠近个人本位，后面的则靠近社会本位。其程度是由弱到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