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反映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是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维度。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解读“四观”之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北京6月2日电 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何种“社会观”？

作者 沈小勇 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价值观和主张，这些价值观和主张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社会交往、社会治理之道，既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天下观的社会表达，又彰显了独特的道德观与人文精神，形成了特有的社会观。

中华文化在“社会观”上强调民众的社会属性，体现了重视责任为先、义务为先、集体至上与和合共生的伦理型文明特色，这与西方文明强调社会以个人属性为主、突出个人权利意识、宰制和占有他人的冲突思维有很大差异。总体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观”集中体现在对家国情怀的呵护、对人伦秩序的重视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天下为公”的民本社会观

中华文化历来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特别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孟子》所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将天下、国、家三者融为一体，深刻诠释了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理念。家与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独特场域，家国情怀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2023年1月1日，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新年首场升旗仪式。郭海鹏 摄

《论语》中记载子贡曾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博施济众是孔子追求的社会理想，《孟子》则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在此基础上，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胞物与”，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观的一大理念升华。“民吾同胞”强调同胞情义，强调要以仁爱的德性，各类社会族群之间互相关爱。

正如《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里体现的正是对社会关爱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后世的政治实践和思想论述对此不断诠释和拓展，如《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等。

这与西方崇尚“个体自由”为主的社会价值观不同，西方社会更加强调个人权利在社会的实现，特别是作为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西方社会把焦点集中在个人追求和个人权利的绝对性。中华文明则更注重社群高于个人，集体大于个人，直至今日之倡导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老师为孩子们讲解地球结构知识。周洪峰 摄

“明德崇礼”的人伦社会观

中国传统礼乐制度的建构完成了“德治”和“礼治”的建设，“德”的外在表现便是“礼”。“制礼作乐”规范了祭祀行为和个人修德，并以祭礼为中心，扩展为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完成了对社会秩序的系统建构。

在周代礼治思想中，最为基本的礼治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则强调尊其所尊，不许作乱犯上，下级贵族要服从上级贵族。亲亲，更多的是家族关系；尊尊，更多的是社会和政治关系。

2023年1月，南宁市孔庙新春开笔礼上，身穿汉服的学童在给自己的父母敬茶。喻湘泉 摄

无论是亲亲，还是尊尊，都强调以身份来别差异、定伦理，从而实现“纲纪天下”的目标。诚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不难看出，“制礼作乐”承担了人伦教化的独特社会功能。通过“礼”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论语》中提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主张把“德”与“礼”放在治理社会的首位。“礼义廉耻”的价值标准，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并成为世界文明之一大特色。

在西方文化中，鲜有类似中国对“礼”的注重。中国的“礼”不是纯粹的伦理范畴，也不是政治学、法学等，而是作为一种以上领域的“综合”，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之道。

2022年11月，山东省青岛市八大关景区居庸关路，一名儿童为父母拍照留念。蔡亚群 摄

“和合共生”的多元社会观

中华文化历来注重讲信修睦，强调“以和为贵”的社会相处之道。以和为贵、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注重兼容而不对立、协作而不冲突、有序而不混乱。

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印度佛教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调和持中”。《中庸》强调，“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国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强调的是事物要相互调和，达到和谐才能丰富自身并滋生万物。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创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也是“和合”的道理。

和合之道就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处。家庭、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多维和谐，是一种由近及远的同心圆，即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天道的多层级和谐，协调各种差异和矛盾，形成和合的状态。

2016年8月，祖孙俩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内玩耍。杨可佳 摄

和合共生的社会观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理念与美好追求，与西方文明动辄“对抗冲突”和“你输我赢”的价值理念不同。正如汉学家安乐哲所言，西方文化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具有个体性，必然会走向冲突与对抗的“有限游戏”，是“一输一赢”的冷战思维；而中华文明体现了“以关系为本位”，具有共同性，倡导的是真正的“无限游戏”，考虑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天，人类要走向命运共同体，只能守望相助，携手同行，不能再回到依靠战争、殖民和掠夺的老路，否则人类社会永远不得安宁。(完)

专家简介：

沈小勇，哲学博士，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城市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中国哲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近年来，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先后主持完成1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出版有《百年回眸：儒学的现代之境》《从传统到现代：道德教化的价值重构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在《光明日报》《学习时报》《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发表文章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