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教授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5-7页

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是中国学术界同仁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基于百年来中国社会之发展事实和中国学术之演化现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之途径有二：一是对五四之后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在呈现、概括本土经验、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二是从“与世界接轨”到“与传统接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对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其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概言之，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吹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新时代再出发的号角，规划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顶层蓝图、方向路径、行动方略，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文献归纳概括了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当前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翻版。这一概括十分精彩。套用当年马恩设想的模板，把中国的实践当作其他社会主义的再版，这两版的问题和局限早已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了，但对另外两版，即把传统文化当作可以继续使用的母版，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学术理论界尚有许多糊涂认识有待澄清。我个人认为，“5.17讲话”的要义和重点，就是针对在这两个问题上之糊涂认识而来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提出，基于一个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严重失衡。如何平衡、兼顾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成为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大难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命题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平衡之路，找到一个坚实的平衡点。是继续在“西化”的道路上搞所谓的学科建设，还是基于本土经验或中国经验进行学科转型学科调整？如何回答这一严峻问题，关乎下一阶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目标和走向。

应该看到，我们目前所遭遇的最大困境，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型难以解释中国四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更难以概括和呈现中国经验。当着经验事实与理论模型发生碰撞或难以兼容之时，是修正模型还是放弃经验？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经验的漠视、轻视和无视，对西方社会科学许多结论的迷信，已经达到令人很难接受的程度。没有把社会科学界的主要生产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上，这是导致当下中国学界迷茫徘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之，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仍是当下中国学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五四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周年，但我们至今仍笼罩在五四命题之下。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传统？正是五四所提出的两大命题，我们迄今并未走出这两大命题。

当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行再平衡、再斟酌、再调节，使过头了的东西荡回来。“5.17讲话”，包括2019年3月4日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议上的讲话，核心内容就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行这种再平衡工作。

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使命，就是要对五四之后一百多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最终目的是“把中国中国化”，改变一百多年来一直“把中国西方化”这种主流趋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矛盾，就是材料过剩和理论贫困之间的尖锐冲突。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的经验、案例、数据、事实已经足够多了，但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从这些足够多的案例当中提炼出能够反映经验本身的概念。从认识论角度看，这当然是排斥理论概括的倾向长期占主流地位所致。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这一领域的一线学者那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去意识形态化”、“去现实化”、“去理论化”、“去思想化”等倾向，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象牙塔化”，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这个问题如不予以解决，我们就无法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结论予以修正，就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关系，就永远只能是学术小工和思想老板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和尊重中国经验、中国事实、中国材料、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应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学界最大的追求。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就像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一样，毫无疑问，我们也不能照搬传统。从“与世界接轨”转变到“与传统接轨”，是近几年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变迁，但我们必须看到：本土化、中国化绝不意味着是向传统的简单复归，是儒学的简单复兴。十八大之后，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扬确实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更为有力的新阶段，思想文化上可以说早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出了对中华文明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两创”命题所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指导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换句话说，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究竟要更多地依靠现代社会科学，还是主要依靠一些古老的人文思想与理念？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两创”的提出毫无疑问极其重要，但“两创”究竟如何进行？几年过去了，学界迄今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还没进行认真的思考，只是把这一要求当作口号到处吆喝！在我看来，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中华文明对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儒家学说，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升华和处理之后，其精华才能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来，才能对治国理政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意义。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即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还有利于构建本土化的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近来，刘笑敢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贝淡宁则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使之能与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相对照，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社会科学必须本土化，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思想必须社会科学化，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两翼。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两条对称的形成之路。

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则是形成一种崭新的国家叙事或中国话语，而现有的国家叙事，完全不能反映中国崛起这一当今世界最为重大的变动。中国近40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用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自己也没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对此向世人作出透彻的说明，所以一直被视为奇迹。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崛起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经历的故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奋斗的故事，近200年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故事，近5000年中华文明连续演变的故事，是当前哲社领域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一个国家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叙事，最近几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总目标，就是构筑和形成这一叙事体系。

在我看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追求和初衷在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整装再出发的重大时刻已经到来！

（本文为王学典先生为济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所编《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2017—2018）所作之“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