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2020，《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开放时代》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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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简要梳理

一、“心理学化”的说法不成立

第一小节下的论述是作者对周晓虹教授在其文章中表述的“造成翟学伟‘窄化’本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学术立场的心理学化”这一看法的回应。翟学伟教授首先详细说明了，在他求学的道路、所学过的专业及所受的学术训练中，不曾有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而他与心理学的些许关联也并不能成为被认为他对“心理学的本土化”感兴趣的依据。同时，翟学伟教授也表明自己与心理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其次，翟学伟教授明确提出：他不同意研究人情、面子和关系等是一个心理学化的方向，甚至这样的观点会使社会学忽略它们的重要性。那么，讨论本土化为什么非要谈理论问题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文章的正题和中心所在，作者的社会学本土化观点是希望将其限定于“学理”方面，并坚持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在此方面的确需要窄化。而这涉及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即当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如何定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二、本土化不是历史过程与事件，而是学理上的提升

周晓虹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因为对本土化做了狭义的理解，以致他（翟学伟教授）不仅忽视了本土同行们的诸多努力，而且将原本应当是一场宏大的学术实践活动裁定为‘只是一个学理性的讨论’”。二位教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聚焦在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缘起和发展历程问题上。周晓虹教授关注到中国社会学前辈们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和贡献，如晏阳初、梁漱溟领导的各类乡村建设运动，而翟学伟教授认为这些历史过程与事件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的本土化，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未给我们带来真正社会学本土化意义上的知识点，本土化应是学理上的提升。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终归要在学理层面上进行探索和提升。正如作者的表述：“有了知识层面上的成果，才会有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证明和标志，否则也只是一种呐喊。”

三、本土化的“问题意识”问题

作者以与周晓虹教授关于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来论述本节内容：发端于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化到80年代起从台湾地区兴起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之间跨越了约半个世纪，其间是否有“承续性”？作者的看法是：无传承性。理由在于，说其“无传承性”这里的含义不是从历史脉络出发的，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的。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中国化讨论与80年代以来的本土化讨论之间存在着“问题意识”上的显著差异。前者讨论的中国化重点在于那些学成归来的社会科学家们如何将其所学的学科运用于中国社会，即所学如何所用，也叫“洋为中用”。对于以西方新学认识、研究中国的这一观点，这一批学者们可以说其欣喜远大于疑惑。但 80年代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深切感受到了西方社会知识体系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间是“两张皮”，发现他们一直跟随着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和研究假设从事自己的研究，但是仍然无法将这些本土的内容恰当地用学术话语和理论表述出来。他们寻求摆脱西方中心的研究思维、理论框架乃至方法上的束缚，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现实和理论问题，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

四、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理由

作者在这一节是要回应周晓虹教授在他文章中指出的“在其本人耗时 30载研究的‘关系’‘人情’‘面子’ 等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的范畴之内，认定只有‘这些概念是本土社会学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学的’”这一看法。首先，作者表明他没有说过本土化就是研究这几个概念，一方面是兴趣使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这几个概念客观上早已对国际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是本土化学者自己所宣称的那种贡献。以“关系”研究为例，为什么“关系”对研究中国社会，塑造中国社会学的性格那么重要？以中国文化而论，儒家所谓的人伦和家庭中的成员关系，是被确立为治国纲领的，也就是用来“修齐治平”的。“关系”的含义虽是从家庭及社会与政治中的人际交往出发的，却是统揽治国平天下大局的。从这点来看，“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意味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如果我们借助于这一本土概念的探索，找到一种打通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或者理论，也是对理论的一个贡献。最后，作者以戈夫曼(E. Goffman)的戏剧理论为例证，回到西方社会学内部谈论中国贡献的话题，这点足以说明好的本土话语经过整理和抽象，上升为普遍理论亦是可行的。

五、结语

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回答了文章标题“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这一问题，也即为什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一定是学理的？作者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需要概念和理论。”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是人们重要的知识来源。“科学研究因其复杂性被划分到了不同的学科(当然也有交叉和融合)，而不同的学科又是通过一套概念和理论来支撑和体现的。”就本土化而言，作者认为，本土化不是议论的事情，而是做研究的事情。同时，社会学要有自身的主体性，但如果没有自己研究上的学理贡献，就没有主体性可言。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作者认为本土化只能“窄化”于学理方面的成就以及应当看一看究竟对世界社会学做出了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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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语

翟学伟教授的这篇回应性文章是他一直以来治学理念和研究路径的又一体现，即坚持本土社会学要有自身的主体性，要在中国社会中去寻找概念，去建立理论，去寻找方法。在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里，我们要更加拥有学术自信。我很赞成翟学伟教授在文章中举的一个例子，翟教授研究中国社会关系、面子理论，他提出“关系”（guanxi）这个概念在如今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如翟老师所讲，“中国学者不能建立起关系的理论吗？不能有面子的理论吗？为什么中国人本可以率先建立的关系理论没人敢做，非要等到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才有一片喝彩声，然后就是连篇累牍的强关系研究？”、“如果说美国学者提出一个强弱关系分类可以被中国社会学人泛滥地使用，同样一个中国社会学家建立的关系理论或面子理论也是可以用于其他社会的。”

中国社会学想要有影响力，想要在国际社会学研究上有自己的位置，就需要有自己的特色。作为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学科，想要摆脱其原本的西方色彩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摆脱拿来主义，我们就有必要发展中国社会学自己的特殊性，而在这之前，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成为了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准备。“立足于中国现实，尽最大的努力提出原创性的理论思想”是翟学伟老师的文章和研究给予我们的重要启发。

文案丨郭如一

美编丨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