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寒门难出贵子”，是近年来中国频繁置于舆论漩涡的一个社会议题，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凸显。富裕和高知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和社会视野，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在不同程度上缺少对等的机会。然而，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同样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前院长罗伯特·帕特南的新著《我们的孩子》，就专门研究了美国的教育平等问题。他在书中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正在走向阶层固化，贫富分化加剧，且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美国孩子正遭受不平等的童年。他的研究团队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不同地区的107位年轻人，并结合大量社会统计数据和报告，得出了以上结论。

帕特南出生于1941年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少年时代，他经历了二战后美国普遍的经济繁荣，当时没有特别贫困的家庭。他在书中回忆自己高中时代的光景，镇里的居民们，无论身份和职业有何差别，都把社区里的所有孩子视为“我们的孩子”，邻里之间互相关照和支持，不同阶层出身的孩子能打成一片。而且，“无论贫富，甚至无论肤色黑白，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走向成功”。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并没有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获得上升流动的机会，也并不亚于出身最优渥的孩子。

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上下层级的流动性越来越小，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的数量持续增长，性别和种族偏见仍有强大势力，阶级不平等正在代际之间传递。帕特南用许多鲜活的个案和宏观数据，生动地展示了美国社会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呈现了穷孩子和富家弟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这种差距存在于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等各个方面。

与阶级固化同步发生的是社会原子化，他在此前的另一本著作《独自打保龄》中指出，美国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普遍降低、投票率下降，社区生活在衰落，“那种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许多美国人宁愿独自打保龄或者在家看电视，也不愿意参与社区或俱乐部的集体活动，而不参与公共事务正是现代社会的最大威胁。

在帕特南看来，这种现象意味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流逝，它会将人们变成一个又一个孤岛。他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社会资本是社区前进车轮的润滑剂”。导致公民参与度降低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代际更替、电视机的流行、城市无序扩张、工作繁忙等等，而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社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

公民精神的衰落，让美国的民主体制无法高效运转，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建设公民社会和重振公民精神的建议，鼓励人们更多地与不同的人交流联系，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参加公众会议，竞选公职，参加投票，从而优化社会资本，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梦”难再续？

新京报：在《我们的孩子》中，你讲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普遍繁荣、阶层流动顺畅，而现在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且面临阶级固化、贫富在代际间延续的危机。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来解决？

帕特南：从1776年建国到现在，美国一直实行资本主义，但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有所变化。

19世纪末，美国刚刚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许多创业者拥有垄断性企业，比如石油工业的洛克菲勒、钢铁工业的卡耐基、电话通讯业的贝尔，工业新贵和贫困人口之间的沟壑非常大，阶级分化严重。但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不平等现象在减少，这种局面不只存在于罗斯福新政或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是持续了整整70年。但从1975年之后，美国社会再次出现了不平等的趋势，而且现在经济也出现了困境。可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的平等程度，并不是全然的正相关。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资本主义或者经济发展导致了不平等，我们一直在实行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确实有过经济平等的时代。在我看来，不平等的根源是快速变动的经济结构。在当下，是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崛起，经济结构出现了急剧变化，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的新贵，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富有，但是贫穷的人却很贫穷。《我们的孩子》讲述的是1975年之后的情况。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人人生而平等”、通过才干和勤奋便能获得成功的“美国梦”越来越难以实现？美国不同阶层的民众对这种现象有何反应？

帕特南：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梦”，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绝对平等，实际上，我们对社会中的各种差别，不管是贫富、天赋、种族、肤色，还是政治观念的多样性，都是可以容忍的，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机会的不平等。我们通常不会嫉妒他人的成功，只要拥有平等天资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为人生而奋斗，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大家的起跑线不一样，人生命运是由父母的阶级来决定。

美国曾经在机会平等方面做得非常好，两百多年来，美国人始终注视着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的问题。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美国梦”或者说机会平等正在式微，不是完全的消失，而是式微。穷孩子和富孩子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平等主义所畅想的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已经激发起广泛且激烈的辩论，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是把分配问题表述成“1%对抗99%”的矛盾。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也是希望鼓励美国的草根阶级行动起来，像120年前那样推动一场席卷全国的改革，最终促使上层进行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不过并非打倒资本主义。

广泛的公民参与才能解决问题

新京报：不过，你在《独自打保龄》中也提到，现在美国公民的社会参与热情在降低、投票率在下降，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人们过上了更加个人主义的生活，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是否很困难？

帕特南：我想，可以从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来谈这个问题，特朗普主义是种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最主要的还是不平等问题。客观地说，特朗普的官方政策是在帮助富人，但是是穷人在给他投票，包括那些“白草”（穷困的白人阶级）。现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在反对特朗普，我不能预测他们是否能成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投票，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我不能说特朗普一定会失败，但是如果他真的失败了，那么我觉得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美国现在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普通人群的参与。美国公民是可以参与并主导这种变化方向的，而不是做被动的受害者。我希望美国现在能成为政治气候的一个转折点，脱离“独自打保龄”的社会，走向新的社会，广泛的公众参与才能解决《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我觉得美国社会已经来到一个分水岭，如果转折成功，那么，我在《独自打保龄》和《我们的孩子》中描述的现象就是过去式了，会被彻底改变。我写这两本书，就是希望美国公民们能最后证明我是错的。

新京报：不平等或者说机会鸿沟，是长期以来由诸多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综合形成的，现在政府层面是否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

帕特南：面前的问题并不简单，因此也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站在保守派的立场来看，可能非婚生育等原因更加重要，而在自由派的眼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志在为所有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必须跨越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分野，直面机会鸿沟，进行家庭和社区面的改革。比如，设法降低非婚生育率从而减少单亲家庭的数量、降低非暴力犯罪的监禁率、为贫穷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减少学校教育的阶级隔离、复兴社区生活等。

回望19世纪末的美国，城市化一日千里，移民如潮水般大规模迁入，社会和经济动荡不安，政治上各种撕裂，经济不平等触目惊心，正是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两大党的领导者在全国各地探索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在这些改革中，有些政策失败了，于是被抛弃，但也有一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进步主义时代的这些成功很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最终由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和拨款将行之有效的改革推向全国。变革既是由下而上的，也是由上而下的，我们现在必须效法那个成功变革的时代。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