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多从政治学、经济学视角研究福利国家，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福利国家则不多见。东京大学的武川正吾教授提出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福利国家进行社会学研究，对我们系统地理解福利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和思想意义，也可为我们分析福利国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武川教授认为，对福利国家这样一个带有价值倾向的概念，首先要确定某种公理或标准，再通过严谨的演绎做出回答，要客观地把握现实存在的福利国家（really existing welfare state）的结构和功能，将其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愿望区别开。他不仅提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这一分析框架，还把它作为研究福利国家的前提。福利国家是什么、福利国家是由什么样的制度构成的、福利国家究竟处在怎样的环境变动中、处在变迁世界中的福利国家将走向何方……这些无疑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视角下研究福利国家所不能绕开的话题。

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对于福利国家这一概念，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武川教授构造的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中，他明确提出福利国家的三个侧面——国家目标、给付国家及规制国家，引出了经验社会学的三个研究领域——福利政治、再分配结构和规制结构。

武川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界定此前的福利国家研究：（1）作为国家目标的福利国家；（2）作为给付国家的福利国家；（3）作为规制国家的福利国家。并且，这些层面也可以作为今后分析福利国家的出发点。

从“作为国家目标的福利国家”中，我们可以发现福利政治这一经验分析领域，而从“作为给付国家的福利国家”这一层面所包含的社会性给付的规模有多大、社会性给付用于何人何处等问题中，我们又可以发现再分配结构这一福利国家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又一个经验分析领域。“作为规制国家的福利国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遭到忽视，但是，由来已久的劳动者保护、其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性规制的话题，无疑使我们确信：缺乏社会规制就难以支撑起福利国家的晴朗天空。

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给福利国家进行定位，不仅需要明确什么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由何构成，而且要分析福利国家对其他社会结构（例如，反映社会平等状况的收入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以及阶级或阶层结构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还需要明确外部的社会结构会给福利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此同时，萦绕于福利国家学者心中的课题必然包含福利国家的确立与发展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又给福利国家带来怎样的变化。

研究福利国家，离不开福利政治、再分配结构与规制结构这三个层面，而福利国家当前所处的境况又与全球化和个体化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武川教授特别提出与福利国家相关的环境变动——即对福利国家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并受福利国家的绩效影响的社会结构。

回顾近年来关于福利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他明确指出，福利国家是在资本制与父权制这两大体系的变动中出现的。对于资本制这一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福利国家具有商品化/去商品化的效果，而对父权制这一再生产体制（reproduction regime），福利国家具有性别差异化（genderisation）/去性别差异化（de-genderisation）的效果。

诚如武川教授所论，福利国家与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之间都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当今社会，撇开福利国家的各种制度就无从理解有关家庭的问题。在福利国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以性别（社会的、文化的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有可能被维持、强化，也有可能被剥离、削弱。而劳动力市场则在社会性给付与社会性规制的冲击下备受关注，它与社会权的关系也终将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立足全球化制定社会政策

循着福利国家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在某一个时点和空间，社会连带与承认所产生的变化会成为福利国家体制的主宰。武川教授把福利国家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了其中所发生的急遽而深刻的转型。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新法团主义”战略是由于社会变迁而丧失其可能性的，其中的一种变迁是经济的服务化。因为服务业的经营单位规模较小，劳动者比较分散，并且新加入者多为女性劳动力，增强了组织化的难度。此外，20世纪后半期跃上历史舞台的“后福特主义”也给新法团主义带来了负面影响。后福特主义的特征是追求各种灵活性。相反，新法团主义与巨大重厚型产业结构紧密相连。二者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彼此大相径庭，难以共存。导致新法团主义战略失灵的另外一个社会变动是全球化。如果说服务化削弱了工会的交涉力，那么全球化则改变了参与政劳资三方圆桌会议的资方的态度，因为全球化使资本更容易从新法团主义中“退出”。由此也可以看出，“社会变迁与福利国家”引领人们思考的是全球化与个体化的社会变动下的福利国家。

武川教授把全球化理解为人力、物力和资本超越国境的移动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他围绕“全球化与福利国家”这一主题，探讨了全球化给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及其解决方案；又围绕“个体化与福利国家”这一主题，探讨了福利国家如何应对个体化这一重要的社会变动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武川教授指出，一切都发轫于全球化。由于全球化，各国政府很难再将社会政策视为纯粹的国内问题来处理，这是变化的开端。现在，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各国政府无法采用自己所希望施行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本来是为解决国内问题而实施的，但是在今天，社会政策本身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社会问题。当前，问题的根源是全球化。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因为更深的根源在于：资本已经被充分全球化，但劳动力和治理中仅有一小部分实现了全球化。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逆转全球化进程，而在于彻底地推进全球化进程。

如何构建“福利世界”

“我们应该到哪里寻求这种以全球社会政策为目的的全球治理？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现在世界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下，试图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困难重重。尽管如此，我认为通过全球治理来推进全球社会政策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缪尔达早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就已经看穿了福利国家的民族主义性格，并开始构想‘福利世界’。现在，理由虽然与缪达尔的不同，但我们需要再一次构想一个‘福利世界’。”

构建这样一个“福利世界”，既需要“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互动”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更无法离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这样一种思考视角。

武川教授认为，与其说福利社会是否定福利国家的产物，是福利国家之后必然出现的发展阶段，不如在福利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社会政策研究的任务。福利社会这个概念并非独自存在于社会真空状态之中，其必然内含着非福利国家的言外之意。我们只有在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很好地把握什么是福利社会。在21世纪初探讨福利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个人的自主决定与灵活性。连带与承认是植根于福利国家各项制度的两种价值，这意味着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互动必须以实现这两种价值为目标。他运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框架，分析了20世纪后半期日本福利国家体制的特征，主张摒弃日韩福利模式论与东亚固有的福利模式论。

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视角观察福利国家则蕴涵了多元化的内容。社会结构的转变还包括市民权的变化。历史上市民权的前提要素——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同化主义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变迁中面临重大挑战，现在，需要确立不同于以往市民权的新的市民权。规制也是一种国家干预，所以它是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因此，当市民权停留在T.H.马歇尔所说的“公民权（或市民性权利）”阶段时，福利国家一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当市民权达到“社会权（或社会性权利）”阶段，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提供养老金、医疗等各项社会性给付。虽然这些制度一般也被视为国家干预，但其目的是保护和扩大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不是妨碍这种自由。到这一阶段，国家干预的扩大被视为社会权的体现而受到人们的欢迎。然而，即使在这一阶段，受欢迎的是国家干预中的给付，而不是规制。

在福利国家研究中有针对性地提出目标、给付、规制，既是对福利国家的界定，也影响了我们对福利国家发展进程的理解。可以说，把福利国家置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视角下，对于我们超越经济、政治层面去理解福利国家，特别是理解福利社会体制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值得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挖掘”，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社会保障土壤中不断地“挖掘”。

武川教授认为，与国家层面相比，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的问题群更具有现代意义。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仅仅是民族国家，而从全球层面来看，确立全球性的社会政策成为新的课题。在福利国家的思维模式里，国际性的收入再分配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如果以连带为出发点，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地方层面看，就21世纪初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互动而言，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福利社会提供社会服务。在日本，由于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在地方层面上出现了福利服务的准市场。然而，截至目前，参与其中的大多是从前的社会福利法人，亦即具有准国家机构性质的组织。此外，为了解决家长主义缺乏弹性的问题，人们也期待福利社会能在这一层面上形成。

我们期待着，在一个不断发生变革与创新的福利组织网络内，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得到有效地舒张，福利社会目标在社会性给付与社会性规制的双翼下，在世界上得以充分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