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一个2020年的热门词汇，“内卷”一定会榜上有名。作为一个曾经只在被巫术版的学术话语缠绕的学术圈内被小范围使用的学术词汇，内卷在2020年突然“出圈”，成为流行在精英大学生与中产群体中间的一个文化现象。在当下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内卷已经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形成了所谓“万物皆可内卷化”的现象。但是，舆论话语中对于内卷的使用，更多地只是一种“惨状描述”。它集中表达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焦虑，但是缺乏问题背后的成因分析。

现象性的描绘无助于真实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得这个词汇蒙上了浓浓的绝望气氛。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内卷现象产生的深层机制是什么？以及，一个挣脱内卷的去卷化社会是否是可能的？

一、概念变异：从前现代现象到现代性病症

“内卷”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康德把“内卷”与“演化”相对照进行论述，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演进方式。真正将这个词带入学术领域并使之定型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Geertz），他用这个概念来代指一种社会或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停滞不前，无法向更高阶段转化的现象。

1985年中国社会学者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文中,首次把“内卷化”概念带入中国社会。黄宗智将这个概念应用于我国古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以此称谓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但同时边际效益递减的发展模式，即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他通过这个概念要解释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小农经济始终没有过渡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

如果说学术话语中内卷概念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前现代的社会经济现象，那么在当前公共舆论场域中流行的内卷概念则表现的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病症。它不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增长游戏，而变成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它意味着近乎赤身肉搏般地岗位竞争、专业竞赛与学历比拼，意味着残酷的生存竞赛和加速游戏。它使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陀螺式的死循环”，每个人都要不断抽打自己、动员自己，才能获得极为少量的竞争优势。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内卷这种现象呢？大部分论者把产生内卷的原因归因于资源与社会财富的稀缺，即因为“蛋糕”没有做大而产生的所谓资源有限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中，内卷成为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它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极端绝望的悲观情绪，即认为无法摆脱欲望控制的人类会永远困入内卷的牢笼而无法自拔；另外一种则是庸俗的乐观情绪，即认为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将会推动社会财富的丰裕化，从而会极大地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种观点忽视了内卷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而把内卷现象“自然化”和合理化了。事实上，内卷现象的产生，不仅不是因为物质财富的不丰裕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产物。高度的“内卷化”竞争，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却使人陷入了更加激烈的内卷游戏，形成了一个“越努力越卷”的囚笼。

要真正理解内卷现象，就必须深入到作为现代社会内在本质的生产逻辑中去。

二、“赶工游戏”与被遮蔽的“第三者”

内卷现象反映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最后导致了一个对所有参与者都不利的结局。但这是现象层面的表象，从本质上来看，所有利益受损的参与者背后，一定有一个获利的第三方。内卷化的根源，就在于这个看不见的“第三者”。

为了找出这个被遮蔽的“第三者”，我们可以借鉴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中的一些发现来分析。

《制造同意》是布洛维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强调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对立，但布洛维却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制造业工厂的工人并没有产生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反抗情绪，而是自愿地“同意”并接受了资本主义所安排的工作秩序。因此，布洛维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工人们为什么这么自愿地努力地工作?

布洛维指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工厂中，古典的“工厂专制主义”已经过时了，单纯依靠“强制力”已经无法形塑生产秩序。因此，自愿性服从（voluntary servitude）应运而生。在田野的过程中，布洛维发现了资本主义掩盖剩余价值并制造对资本主义的“同意”的一种具体机制，即“赶工游戏”。

在布洛维所工作的联合公司中，薪酬制度是一个带有最低保障的直接计件工资制度。它以激励为重要手段，使每个操作工都试图达到可以挣得激励性工资的生产水平。在这种体制之下，对于每一种生产性的操作，企业的生产部门都设立了一个基准标准，即一个小时内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件数。低于这个基准，操作工只能得到该工作的基本工资；高于这个基准，工人不仅可以拿到该工作的基本工资，还可以依照超过基准的件数得到相应的奖金或激励。

这样的薪酬体系主要是“基于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努力程度”，使得劳工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与竞争的关系。所有的工人都努力赶工，以在这样的“超额游戏”中拿到更多的奖励和更高的收入。

“赶工游戏”的出现，使得工人可以在枯燥的工作中添加一些游戏的成分，获得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和想象的自由。同时，“赶工游戏”所激发的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成功地将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为了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起到了意识形态遮蔽的作用。

布洛维指出，“赶工游戏”“既掩饰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属性，即同属于一个为了工资而出卖其劳动力的生产者阶级，也掩饰了他们与占有他们的无偿劳动的另一种阶级的区别。”一旦参与到这种“游戏”之中，主导工人相互竞争的“第三者”即资本就被遮蔽了。工人就不会质疑游戏规则即资本主义生产规则本身，并且积极地在这种“游戏”中取得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每个工人都会被吸纳进这一套独特的追求“超额”的行为和语言中，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车间文化。在这样的车间文化之下，参与超额游戏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回报，还有心理的回报，使得工人对这种游戏充满了自愿热情与认同。比如布洛维和他的朋友罗伊第一次进入车间时，对这个超额游戏“是有点不屑的”，但他们很快“都沉迷于这场游戏并且变成了热心的玩家”。

围绕着超额的游戏，虽然可以使个体工人在短时期内获利，但却使工人集体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之中。随着工人单位产量的不断提高，资方会不断提高基准标准。所以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尽管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但工人的总工资水平还是停留在同样的位置，其单位时间的实际工资事实上反而降低了。

这种围绕着超额而进行的囚徒竞争，就是所谓内卷的本质。就像一个跑步机一样，所有工人都在拼命地向前奔跑，但他们总是停留在原地。个体的理性带来了一个集体非理性的结果，使得所有工人的实际利益在不断受损。真正的主导者和获利者，是工人之外的第三方。

三、泛化的内卷：从“赶工游戏”到“赶学游戏”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资本逻辑的渗透，“赶工游戏”也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尽管布洛维分析的是制造业工厂内部的状况，但是这种现象在其他场域中也大量存在。

在互联网大潮中新兴的外卖行业是“赶工游戏”的重灾区。外卖骑手的工作是高度个体化的，平台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比如全勤奖、冲单奖和恶劣天气补贴，而且级别越高的骑手会被优先派单，或者拿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在系统和算法的驱动之下，骑手们陷入到了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正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所说，在系统的加速奖励和超时惩戒面前，外卖骑手们越跑越快，而“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对于获得了大学学历、在高端写字楼的格子间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来说，也无法挣脱“赶工游戏”的宿命。相比于制造业工人，白领的劳动过程更为分散化和个体化，因而相互之间的超额竞争也就更为激烈。比如在互联网公司大量盛行的“996”工作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尽管程序员个体之间围绕着超额所进行的竞争和加速，已经接近了人体的生理极限，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持续地进行这种内卷游戏——除非突如其来的猝死让他们被迫退出。

这种工作场域的内卷，也渗透到了其他空间——比如高校。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后备军，高校的内卷是工作场域的竞争的延伸。在高校扩招之后，不断膨胀和贬值的学历使得大学生的身份不再是精英的代名词。大学生之间围绕着绩点、荣誉、各种职位的激烈竞争，其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能够获得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屏的《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一文写道，在清北等中国顶尖名校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围绕着绩点的内卷化竞争使得学习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对成功的追求和渴望导致天之骄子们忽略了真正的精神成长。这种荒诞而无奈的现实，却有其深层次的现实合理性。

同理，高中的内卷又是高校内卷的延伸。著名的“高考工厂”衡水中学，已经把河北的高考卷到了人均学习16小时才能上本科、人均700分都无法上清北的地步……这种内卷逻辑甚至一直延伸到幼儿园。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顾佳不断自我包装、钻营混圈子、赞助烟花秀甚至贷款买豪宅，只是为了抬高面试时的待沽身价，方便让孩子进入顶级幼儿园。这种从幼儿园开始的围绕着教育问题的内卷化竞争，可以被概括为一种“赶学游戏”。作为一种阶层再生产的手段，教育被当代中国人民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赶学游戏”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于在工作场域中的“赶工游戏”，但其内在逻辑和机理是一致的。它既让中国的学生形成了超长学习、超量学习、超前学习的局面，让学生和家长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不堪重负；同时也制造出了对现行教育规则的“自愿”服从，使很多人沉迷于这种游戏而无法自拔。

内卷逻辑在工作空间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节奏的普遍“加速”，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哈特穆特·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模式中。从幼儿园的幼童到白发耄耋的老人，从最底层的快递员到高级知识分子，所有人都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加速游戏中。与此伴随的，是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人的普遍异化，以及一种无所不在的焦虑情绪。

四、“卷王”与“佛系青年”：内卷游戏中的“超速者”与“另类抵抗者”

在《制造同意》中，布洛维在阐述“赶工游戏”的同时，也分析了工人的隐形反抗策略。尽管工人在持续地追求超额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集体“囚徒困境”，但他们还是尽力地将超额控制在一个相应的范围内，以防止过度加速现象的出现。那些明显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超速者”，就会成为车间集体排斥的对象。这是工人在工作车间中形成的一种隐形集体反抗机制。

布洛维举过一个现实的例子。他所在车间的一名叫埃德的操作工，在资方重新计算工时时提交了“提高他的机器上几项速率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被资方所采纳，使得埃德获得了资方的奖金。但是它抵消了工人集体抵制“加速”的努力，因而很快被工人视为公敌，“他几乎在车间里被完全排斥了”。

在当代中国互联网语境中出现的“卷王”（或“卷怪”），就是这种明显超过了集体速度的“超速者”。大量“卷王”的存在，是内卷游戏持续进行下去的驱动力，他们会不断把内卷游戏推到新的高度。比如某位同学说，一堂普通的“水课”，期末论文“要求交3000字”，但是“有人交了2w”，于是“我被迫又加了1w3”。在只要求3000字的情况下，“卷王”可以把超额游戏玩到2w，打破了既有的生态平衡，逼得其他同学也被迫追加字数。

在职场中，“卷王”有另外一个不甚文雅的称谓——“奋斗X”。有人给“奋斗X”下过一个定义：“凡事从资本家角度出发，自我压榨，不断交出私人空间，指望老板会因为员工的奋斗而感动并给予奖赏的员工，最后把职场环境弄得乌烟瘴气的员工，在我看来就是奋斗X。”

经济学家薛兆丰说过一句鸡汤“让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那些自己愿意加班，并且逼得其他同事不得不加班的人，就是所谓的“奋斗X” 。用一句更形象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宁愿累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勤奋、努力、奋斗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都是非常正面的词汇。但是在这种高度内卷化的游戏中，个体出于自我利益的过度勤奋却使得他人进入了一个无限恶化的环境中。“卷王”或“奋斗X”，都是在这种批评个人奋斗的话语空间中产生的批判性词汇。

对于“卷王”和“奋斗X”的话语排斥，实质上是一种对于“超速者”的隐形制裁，反映了在内卷游戏中不断被迫加速的个体的朴素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生长出了一种另类抵抗策略。这就是这几年走红的“佛系青年”和“摸鱼哲学”。

“佛系”是一种不大走心、怎么都行、看淡一切、不争不抢、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那些在内卷游戏中卷了小半生的90后青年们，在日复一日的生存竞争和“996”福报中，“胃垮了，头秃了，离婚了”，却发现自己依然只是一无所有的“打工人”和“社畜”。所以，与其，活得那么累，干吗不“佛系”一些？

在“佛系青年”中间，流行的是一种“摸鱼哲学”。“摸鱼”，已经成为了当代社畜在枯燥无味的996生活中的调味剂。有道是：“只要班下得够快，老板就追不上我；只要水划得够深，就能洗尽这俗世的尘嚣；只要鱼摸得够多，就像找回了丢失的自己；只要上班的样子足够逼真，就能骗过匆匆流逝的时光。”“摸鱼哲学”是对于“奋斗哲学”的反叛，它意味着放弃努力，彻底躺平，做一个内卷游戏之外岁月静好的局外人。

“佛系青年”、“丧文化”以及在职场中流行的“摸鱼”哲学看似消极，但都代表着一种对内卷游戏的退出和拒绝，是一种积极的抵抗文化。从本质上来说，“被内卷”的个体的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参与游戏的个体竞争者（包括“超速者”），而是在这个游戏之外主导游戏并从中获利的第三方。因此，挣脱内卷的真正可能性，就在于摆脱在内卷游戏中所制造出来的“同意”，而直面这个被遮蔽的第三方；不是要在这个游戏中获胜，而是要质疑和挑战这个游戏本身。从这一意义上讲，选择“停车”的“佛系青年和“翻车”的“三和大神”，都内涵着让内卷游戏“外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