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的《原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少有的系统性理论著作，总体上体现了一种综合性和包容性理论视野，力图超越“就诗以论诗”，“兼综而条贯”（《原诗·内篇上》，下引《原诗》不再注明），构建一种全面、客观的诗论或文艺理论。《原诗》的问题主轴可视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关联性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偏概全，或以某种关系否定其他关系。这个道理本身不难理解，但在实践当中却很难恰切把握与掌控。《原诗》立论的基本前提是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不能就文学论文学，甚至片面夸大文学的某个因素或某方面特征。

辩证主观与客观

《原诗》关于文学与现实的理论主张，并不是就理论而理论的纯理论命题，而是有着具体的现实问题指向与批评对象。远有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沧浪诗话·诗辨》），后者曾一度演变为公安派末流的鄙俚浅薄，后又变为竟陵派追求“幽情单绪”的奇僻旨趣；近有前后七子建立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基础上的对格调、法度的强调。在此前提下，叶燮主张的“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似乎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实际上是在强调对诗歌的各种沿、革、因、创，都应对其发生前提与客观条件“剖析而缕分”，全面了解其历史背景与现实动因，而非抽象、孤立、静止地强调某个方面或某种因素。

由此，叶燮通过《原诗》的文学史视野透视出一个重要问题：从严羽到前后七子，再到公安派与竟陵派，他们都看到了前代文学的问题与弊端，纷纷力图变革，却都对变革手段缺乏足够的反省与节制，于是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又造成新的问题，也即他所说的“互为循环”。所以，《原诗》要强调的是，考察文学沿革的历史眼光是必要的，但仅着眼于此则会被一种“互为循环”的表象蒙蔽，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与本源。因此，应更加关注文学与现实这一轴心性关系。历来造成文学积弊及变革者继之而起之新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不是处理不好文学与前代文学的关系，而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无论是严羽、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还是他们所要变革的对象（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诗、台阁体等），都是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偏差。

《原诗》的理论主张首先强调“诗之基”，即诗人的“胸襟”。叶燮强调“胸襟”并非只强调诗歌的主观因素或主体性成因，就主体而言主体，与“就诗以求诗”一样，都是片面而偏狭的。叶燮所说的“胸襟”指的是一种开放的、宽博的，能容纳广阔、丰富、全面生活经验与世界经验的文学格局。在此基础上，《原诗》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文学认识视野的扩容，同时也构成方法论上的转换：“法者，虚名也，非所论于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论于无也。”通常所谓的“法”的“虚名”，往往成为很多食古不化者只知因、延，不知创、革（比如前后七子）的观念障碍。同时，以固定不变的“定位”之“法”论诗论文，也无法穷究文学经验、文学创作的变化与多样性，因其本身就有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因此，叶燮以主观的才、识、胆、力，加之客观的理、事、情，取代了抽象而又僵化的“法”。

《原诗》的理论创造性不仅体现在对文学主客观因素及其内在辩证关系的精准阐发上，更主要的是，这种关于诗歌或文学的认知系统、观念系统，不仅将“法”具体化了，也将文学与生活世界打通、连贯了起来。无论是才、识、胆、力，还是理、事、情，都不只是适用于诗歌或文学本身，而是适用于世间万物全体：“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这便是《原诗》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学认识方法论。这种观念与方法在突破种种所谓“现代”“后现代”的文学迷思与极端化主张方面，具有返璞归真、渊源深广的强大生命力和理论适用度。

会通文学与生活

在上述前提下，这种文学认知与文学理论方法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全新局面。《原诗》启示我们，根本问题不是文学观念的“大”与“小”，不是在文学观念的“内部”与“外部”作选择，不是以审美自律为借口将文学看作密闭的实体，或者反过来维护无限的碎片化，抑或是在孤绝的个体意识基础上建立号称文学的各种奇思妙想、奇谈怪论。对文学创作来说，将文学放置在客观的真实世界中，将其当作具体的、现实的事物加以考量，这是大前提。如果先期就在有意无意间将文学与世界判若两物，又怎么可能对其“本源”“本体”进行准确的辨析、剥离与认知，继而得到文学之“原”？人们眼前的这个现实经验世界是文学的来源与本源，文学的创作、阅读、批评、理论研究，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与现实的关联和对世界经验的参照。

文学当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征，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特征的自律性。无论是“就诗以求诗”，还是陷入“互为循环”的历史性迷思，都是因为人们无法认清这种基本前提，失去现实参照而走入思维误区。比如，严羽“别材”“别趣”之说，针对的是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弊病，以“别材”“别趣”为诗歌自身的艺术特征进行辩护。但后人忽略了严羽的立论前提，过分追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诗辨》）的“别材”“别趣”，不免使诗歌成为无法解释、无法与现实世界经验建立有效联系的神秘之物。

此外，这种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观念系统及理解方式，不仅着眼于文学的“外部”属性、“外在”关系，同样也深入文学的“内部”因素。这集中体现在叶燮对诗歌本身之理、事、情的理解上。所谓理、事、情，不仅是艺术加工之前的诗歌“素材”，诗歌的艺术造境本身同样可以理、事、情来考量。

对文学作品来说，这种理、事、情有其自身的特殊品质，然而所谓“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或许是“入神”之理、事、情，是高层次、高维度的理、事、情，但绝非像严羽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辨》）。简单割断文学与世界经验的相通性与相关性，只能意味着对文学进行特定的先验预设，往往会将文学与世界本身的关联割裂或扭曲，最终迷失在关于文学“本源”“本身”的认识上，后者正是关于文学种种奇谈怪论的主要来源。

即便是当下的文学认知，有时也难以避免严羽、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历史性”迷思。《原诗》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为主轴，就是在展示这种关系或关联的立体性、复杂性、全幅性。叶燮推崇的“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都意在将各种片面与偏激的认识视野与认知关系疏解开来，避免极端化，从而在纵深、宽绰、阔大的文学经验基础上，走向圆融和通达。因此，对于今天的文学理念与文学认知方法而言，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化场景与媒介革命，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文学观念与理论话语，叶燮在《原诗》中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论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