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2004年07月20日09:07 东南快报
“2003年的ＳＡＲＳ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ＳＡＲＳ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等专家日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如是说。
社会变迁巨大，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
7月14日7时，湖南省湘潭市双扶煤矿发生井下火灾，95名矿工被困在井下……近年来，矿难事故频发，记者在网上搜索“矿难”一词，显示188000条相关网页。
今年春季，《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文章说，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1000美元～3000美元（1美元约合8．25元人民币）这个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文章说：“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应对风险的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
李路路认为，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包括卫生、交通、通讯、环境、日常生活、商品供应、社会抗争活动、破坏社会秩序等多方面，这些都可能会威胁到城市公共安全，进而加大城市社会风险。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吕斌说，中国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这是城市化带来的。
从1990年到200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8．96％提高到39．10％。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经进入“加速阶段”。
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20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
洪大用教授把中国目前的城市扩张比喻成“摊大饼”。他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正在成为落后乡村包围着的“孤岛”，而且，这个“孤岛”内部缺乏有机的整合。这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失衡”对城市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胁。
他分析说，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社会的风险具有人为风险特征，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现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城市作为人工环境，本身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准备不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城市人口大规模集中，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是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但城市在行政管理上也存在问题。有了设施还不行，还必须有政府来协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凸显我国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
刘能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ＳＡＲＳ、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
专家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
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
在ＳＡＲＳ暴发期间，北京曾出台一项措施，就是不让农民工回家。这对农民工数量有限的大企业来说或许能贯彻执行，但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如饭馆、发廊、小卖部等来说则很难，因为那里没人管农民工，也没人能够管得住。
李路路教授据此分析说，从ＳＡＲＳ暴发看，中国城市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础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已经失灵。这就是中国城市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存在的根本问题。
他说，就拿北京这次强降雨导致交通瘫痪来说，难道人们不知道要下雨吗？知道。但是，人们事先并不知道雨后是什么样子。
李路路认为，一方面，城市既是一个有组织、高效率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社会。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赖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城市各个部门相互紧密联系。假如哪个环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假如城市人口分散居住，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相对就要好一些。另一方面，城市社会里的很多风险原本就已经存在，但一个成熟的社会，都应有一套相应的应对风险的机制。可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已经失效，而新的控制体系和应对危机的机制都尚未建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比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整个社会仍然能够被有效控制，但去年和今年的两次ＳＡＲＳ危机则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失效。
洪大用教授说，“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的急功近利心态是城市风险防范失灵的根本原因。
在谈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暴雨危机处理时，刘能副教授认为，“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合理的危机监控和处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其知识储备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处理危机时，我国负责社会危机处理的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相互之间分割严重，配合生疏，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达到危机处理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程度。
据了解，去年底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有些群众不是紧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感觉不舒服时，想跑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建在村庄周边的气井，并没有制订出现事故时如何应对、如何组织群众撤离的预案。
刘能总结说，中国的危机处理系统跟不上危机爆发的脚步。
对公共安全事务，政府和民众都应负责
洪大用教授说，社会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特点，不容易预测，而容易引起伤害，但城市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降低的。那种简单的在城市里划分商业区、生活区、生产区，未必是好的做法，如果把人们的居住、购物、就业等尽量放在一个区域，这样就可以减少城市流量、降低城市社会风险。
吕斌教授还就城市安全问题提出四大建议：第一，在城市设计规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要在关键节点上增加安全系数，如果多花钱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是值得的。第二，城市化的规模、速度要理性。现在很多问题都与城市发展速度太快有关。第三，中国城市开发商一定要分担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靠政府单方面投入。第四，加强平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
吕教授说，中国城市化在急剧发展，这让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现在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是有道理的，否则，就又会导致一大堆隐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刘能认为，在解决这些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首先，要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其次，要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第三，政府的危机管理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都应该有较大提高；第四，要建立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重视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吕斌教授也认为，城市公共安全事务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与民众都有责任，整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畅通的网络。不过，在危机预警发出后，市民一定要理性。从道德上看，不要惊慌，要谦让。因为抢车、抢路，为快几分钟而阻塞整个交通，这是很糟糕的。相助与自助一定要结合起来，比如，市民参加自助、他助、社区、志愿者等等，只有渐渐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大家才会觉得更加安全。
洪教授说：“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中国现代城市，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来源：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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