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

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详细】

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之二：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详细】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之三：有个体意识，也要有全局观念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谈全局观念，很容易招来拍砖乃至讥笑。一个传统上如此重视集体归属感的群体，又刚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走出来不远，很多人还沉浸在对“无我”的反思之中。追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思想的松绑，仿佛才刚刚开始。有什么必要在肯定个体意识的同时，强调全局观念的“也要”？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利益多元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权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样，欢呼由此带来的文明进步，那么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个体与整体必须协调。近年来，无论是地铁禁食的争议，小区文明养犬的讨论，还是公共场所禁烟引发的热议，一系列公共事件无不提醒我们，个体行为并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权利是有边界的。正如谚语所说，你挥舞拳头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体的妥协沟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详细】

有个体意识，也要有全局观念

之四：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详细】

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之五：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详细】

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