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乡构成看，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减少731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

以前常说“8亿农民”，现在看，常年待在农村的人，已经不到5亿。而城市的9亿多人口，其实相当大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有的还没有城镇户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4%。

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他们游走在城市乡村之间、在城市工作但只有农村户籍，他们的数量将近3亿。如果算上他们，农村人还是超过城市人。

未来，如何让更多的实际在城市工作的人，也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拥有同样的身份，稳定地留下来，是迫切的工作。

PART08

大学太多，考生变少

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到底下沉到了一个什么水平，很多人没有概念。另一个不相干的数据，或许可以用来对比感受：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76万，2023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58万。

这也就是说，我国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年的人口出生数量，足足多出120万人。

十八年后，“20后”哪怕都考上大学，也填不满现在的大学教室了。那个时候的高考，将是怎样一幅局面？届时，甚至更早些时候，有些大学也将面临淘汰了，被推平或者改做他用，比如养老院。

PART09

改革开放后GDP第2低

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同比增长3.0%。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受疫情防控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很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确切地说是从1976年开始，我国GDP增长速度最慢的是2020年（2.2%），其次是2022年（3%），再然后就是1990年的3.9%了。在新冠疫情回归乙类管理后，2023年成为我国的一个“经济年”。

最近一段时间，31省份陆续公布了2023年GDP目标，多数省份高于5%。其中，海南为9.5%左右，西藏为8%左右，新疆为7%左右。经济大省中，河南为6%，广东、山东、浙江5%以上，江苏为5%，另外上海为5.5%以上，北京为4.5%以上。明年此时见分晓。

PART 10

打工人，你拖后腿了吗？

前面说了那么多宏大的数据，最后说点和个人紧密相关的、可以亲身体会的。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9小时。按每周工作五天算，也就是平均每天9个多小时，你拖后腿了吗？

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4615元，比上年增长4.1%。其他行业人士，也可对比一下，你的行业和工种的收入，是个什么水平？

2022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任务。这当中，有你的贡献吗？

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6.7%；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说实话，年底了，这当中，有你吗？

人口负增长是我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重大趋势变化。

南都记者梳理，从2017年至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降。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生人数持续下降和低迷？人口负增长是否带来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经济是否还能实现持续增长？以及，人口负增长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近日，中国人口学会召开“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多位人口学专家对于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现状、原因、社会经济影响及应对策略进行讨论。

1月15日，武汉汉口站。春节临近，身处异乡的旅客纷纷踏上返乡的旅程。他们背起行囊，搭乘回家的列车，归心似箭。 新华社发

我国人口负增长有何表现？

多位人口学专家提及，中国并非首次面临人口负增长。相较历史上的死亡主导型负增长，中国当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宏观现象，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个变量值有关。死亡主导型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较高出生率条件下死亡率攀升，当死亡率下降就会恢复正增长态势；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低死亡率条件下出生率更低，需要出生率上升才能恢复正增长。

近年来，中国多个城市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介绍，从空间维度上看，人口负增长从县级、省级到全国层面渐次蔓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1983年江苏省太仓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5‰，成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区域；1991年上海市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进入21世纪，江浙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相继进入负增长。近些年更多省份出现人口负增长。

“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原先预计的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宋健称。

多名与会专家还表示，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将是长期的。“中间或许会伴随着增长和反弹，但人口总体规模的负增长已经成为既定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称。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许颖表示，这与人口负增长惯性内在规律的作用有关。

据他介绍，199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增长已经由正转负。30年来低生育水平不断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是导致我国人口负增长趋势的重要因素。依据七普数据，经过模拟测算，即使现在把总和生育率立即提升至2.1并保持，受较大的累积负增长惯性影响，2044年仍将开始人口负增长，并持续至2090年。

此外，中国人口负增长还将呈现哪些特点？

在张许颖看来，“短期温和、逐步加速”将会是中国人口负增长重要特征之一。经过多情景模拟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人口年均减少80万，“十五五”期间人口年均减少230万，2031-2040年均减少370万，2041-2050年人口年均减少620万。

“相对14亿人口，2035年之前我国人口缩减规模较小，减少态势平缓。但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不断提速，预计2050年之后，会出现年均减少1000万的情况。”他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护士在儿科监护室安抚新生儿。新华社发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生人数持续下降和低迷？

当前造成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低生育率。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生人数持续下降和低迷？

首先是育龄女性规模不断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介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育龄女性规模从2010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17-2020年，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于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540万。

此外，女性结婚年龄推迟、结婚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也进一步压低了出生人数。七普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24岁上升到2020年的近28岁。此外，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17年之后转而下降。

陈卫还称，生育意愿低迷还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大幅度上升，而且年轻人群的高等教育出现性别逆转，因此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也会明显下降。”他说。

多名与会专家还表示，经济社会发展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低迷的更深层次原因。

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公共托幼服务的缺位和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世界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日韩等生育率极低的国家。”陈卫称。不仅如此，中国年轻人群的生育意愿还进一步降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82个和1.66个。

宋健认为，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等宏观因素外，家庭变迁是中国人口负增长较早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她介绍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结构不断松散化的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首次跌破3人。家庭户规模不断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家庭户内成员规模的负增长。

与此同时，单人户、纯老户、残缺户比例不断增加，家庭成员的时空离散性增大。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养老和抚幼的责任几乎全部回归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加上工作压力，这种预期或现实造成了婚育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焦虑感被传递和放大。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也对婚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出生人数。陈卫表示，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人的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健康状况也受到影响，被迫延后或取消婚育计划，甚至对怀孕的女性增加流产风险。

1月16日，合肥志愿者为即将返乡的中建四局六公司的工人发放年货礼包。新华社发

人口负增长是否带来劳动力短缺？

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是否意味着劳动力即将出现短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教授童玉芬表示，我国今后劳动力是否会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出现严重短缺和不足，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需等对比。

“我认为不大会出现劳动力的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更应引起注意。”她说。

一个客观事实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劳动力虽然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很庞大，目前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多位专家和机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依然有七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远远大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总人口。

童玉芬表示，人口负增长时代，可以通过加快促进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尤其是老龄人口中的低龄人口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比较丰富，需要提高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例如通过延迟退休的实施和加强人力培训，提高劳动参与率等等增加劳动力供给。此外，减少劳动力在行业、职业和地区间结构性不匹配也是提高劳动力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不认同“人口红利消失论”，主张“人口红利转型论”。他表示，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通行做法。中国人力资源大国正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质量型人口机会厚积薄发，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更加强劲和更加持久的新动力源。

他认为，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和城镇化水平攀升盘活了配置型人口机会。量大、地广、长期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优化布局，也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大国的空间腾挪优势发挥。

在锦屏经济开发区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羽毛球生产基地，工人搬运羽毛球。新华社发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

经济是否还能实现持续增长？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介绍称，前述国家都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形势。其中，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

据陶涛介绍，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移民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后果。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经济是否还能实现持续增长？

“我们观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13个国家人口负增长和经济增长事实。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人口负增长态势，有些国家形成了稳定且加速的负增长态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厚莲表示。

这些国家中，其中一类是在经历人口负增长时经济依然保持增长，总体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经济增长率低。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日本、意大利，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低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波黑等超过3%，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5%。人口负增长并非经济衰退的决定性因素，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

此外，还有些国家是先出现人口负增长，而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并不会阻止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刘厚莲称。

春节临近，陕西省西安市各大年货市场热闹非凡，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年货市场的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新华社发

人口负增长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南都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针对我国人口的低生育率问题，国家陆续出台政策部署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

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始国家顶层设计，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2022年，十七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20项具体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确定了未来优化生育政策的方向。

多位专家表示，应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形势更加复杂，生育支持政策有待加强。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认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各地政策在实施力度、执行难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执行的衔接性以及内容设计的精细程度还有待加强。

如何推动生育支持措施落地落实？她表示，关键是建立政府为主导的投入保障机制，真金白银投入，健全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从经济、服务、社会环境等方面做好支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为应对低生育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在经济支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依据的家庭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降低税率。二是在亲职福利政策方面，明确奖励生育假、陪产假以及育儿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根据女职工孩子数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调动用人单位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性。三是在配套服务政策方面，将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生育关怀力度，将生育相关医疗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范围，探索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商业健康保险。

张许颖也建议，适应人口负增长态势，应实施0-3岁婴幼儿“强势开端”国家行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从生命早期开始，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益，持续提高人口竞争力。此外，人口老龄化提速，加重养老金支出和医疗负担，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刻不容缓。

进一步优化人口与空间资源配置，可以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也是中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大要点。

段成荣建议，可以通过迁移流动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实中，劳动力，尤其是其中的流动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同流入地户籍人口对应的就业、教育、住房、生育、公共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均等服务，制约了劳动力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人力资本。

“在过去传统的人口规模红利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就必须要破除过往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发挥好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从而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实现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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