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时间观的第二重意蕴是闲暇时间,它作为标志人之解放的尺度而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状况作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形态。在他看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解放和发展,大致要经历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时期属于人的依赖性阶段,资本主义时期属于物的依赖性阶段,未来共产主义时期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现实时间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而又互补的部分: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对个体而言,劳动时间越长,闲暇时间则越短;闲暇时间在个体生活时间中占比愈高,个体就愈趋于自由全面发展状态。为了给工人阶级指明自我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中,既积极支持工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又明确反对资本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还科学地预见了闲暇时间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成员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越大,人之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就越大。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提高,劳动时间会逐渐减少,闲暇时间则会不断增加,闲暇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摆脱外在约束而获得自由的标志,甚至成为财富的尺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作为与闲暇时间相对的劳动时间在未来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由于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人摆脱了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束缚,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变成了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时间不再被作为压制自由、限制人之发展的消极象征,相反获得了必要而又积极的功能。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由其劳动时间决定,这既意味着在社会层面劳动时间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与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又意味着在个体层面劳动时间计量着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的个人所占份额、计量着生产者在共同消费品中个人所占份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支配的闲暇时间成为标识人之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
马克思时间观的丰富意蕴
马克思时间观的丰富意蕴马克思时间观的第二重意蕴是闲暇时间,它作为标志人之解放的尺度而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状况作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形态。在他看来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