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年起，我们就被教导，只要勤奋，就能进入精英大学，爬上社会的阶梯。然而，精英真的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吗？精英们在道德上是否配得上他们所获得的一切？

3月19日，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与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教授展开线上对谈，探讨优绩主义的公正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堪称一场思想盛筵。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

“优绩主义”，关于平等的陷阱？

桑德尔首先阐释了什么是优绩主义，优绩（merits）本意为功绩 、优点，是对个人成就的认可，以它为根基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肯定了这点，并认为只要人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努力，就能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桑德尔指出，人们通常认为优绩是件好事，它让优秀的人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而当优绩主义将人区隔为胜利者和失败者，优绩就变成一种“暴政”。这是近几十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上的事情——它与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有关——那些登上巅峰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基于他们的能力，因此他们可以享受市场给予赢家的所有好处。相似地，优绩主义让人们相信，被时代抛弃是那些落后的人应得的结果。

这是优绩主义的阴暗面：成功的伦理是残酷的，它让人们忘记自己的运气和好运，忘记那些使他们的成就得以可能的家人、老师、社会、国家，以及他们生活的时代。

桑德尔的观点是，优绩主义的“暴政”加剧了赢家与输家之间的不平等，使之成为一种羞辱和怨恨的来源。这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失，甚至对那些优胜者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中则体现在那些经历了课外班、高考、激烈竞争和996文化的优胜者身上。

项飙在回应中谈到，中国传统的优绩主义与今天的优绩主义有所不同。孔子定义的理想类型的优绩主义是贤人统治，即一小部分人因为能力和道德的突出而被选作公众的守护者，管理公共财富。事实上，他们得到尊重但不一定富有，商人反而是被瞧不起的群体。少数人成为顶尖人物，剩下的人不参与竞争。

今天的优绩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优绩主义有三点不同。第一，精英制度不再与其他社会管理相联系。优绩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来区分个人，通过排名，每个人都要参与向上爬的竞争。第二，它更多关心个人的成败，而不是整体性的秩序。第三，优绩主义不允许对立的观点，是一种自我包含、自我指涉的论述。它创造了“我们应该努力”的原则，通过“这是经过努力后应得的”来合理化现实的不平等。

桑德尔补充道，柏拉图和孔子都认为要让最好的人统治。这个“最好”并不是说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或技术专家，而是最好的教授，或者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亚里士多德谈到了“实践智慧”，即对共同利益的鉴别力。这里的共同利益是对美德的追求，而不是当代寻求GDP最大化的经济学概念。

桑德尔继续说，我们今天常常将专业知识和好的政府混为一谈。比如，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身边拥有最卓越的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国家安全专家，这些所谓最聪明的人让美国陷入愚蠢的越战——他们缺少的是判断力，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这是一个市场精英体制：这里的社会价值是由市场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定义的。我们混淆了市场的结果和人们应得的东西。桑德尔认为，要摆脱这种暴政，我们要考虑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包括重新连接公民美德的传统。

高等教育：优绩主义社会的分类机器

项飙在回应中也向桑德尔抛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特朗普赚了很多钱，而且显然不是他应得的钱。然而，为什么他的支持者不会憎恨那些通过市场赚大钱的人，却更憎恨那些在华尔街、硅谷工作的人？

第二是：技术官僚统治不存在道德考量，使得统治成为一种非常技术性的精英游戏。技术官僚成为一个阶层，积极建立新的道德准则。那么，劳动人民是否会直接感受到植入意识形态的压迫？

比如，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危机中，工薪阶层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当他们到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他们试图解释自己的处境，银行职员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向他们训话。这不仅是羞辱他们无能，而且是直接的压迫，意味着他们要完全屈服于这种语言，不能反驳。这并不是市场暴政下的规则，而是一个超越人的阶层。

桑德尔回答道，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特朗普提议取消奥巴马提出的医疗保健计划，因为那会伤害工薪阶层；他大幅减税，大部分钱流向了企业和富人。但劳动人民支持他，并投票让他连任。民众反对精英的一个最有力来源是，许多劳动人民感到精英看不起他们。俯视民众的不是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或真人秀明星，而是管理、职业和学术精英。

劳动人民的标准不是赚钱多少。对于那些被劳动人民憎恨的精英，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教育程度。不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也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大学学位的人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分歧。事实上，教育鸿沟，或文凭鸿沟，是当今美国最深刻的政治鸿沟之一。

特朗普没有在拥有大学学历的选民中获得广泛支持，事实上，他在获胜演讲中宣称，他爱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希拉里、奥巴马还有之后的拜登在低学历人群中并没有做得那么好，因为优绩主义对人民施加了暴政或压迫感。

这是一种只能在精英中找到的优绩主义。是那些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人，他们能够因此受到奖励，不仅是经济的宽裕，而且是社会的尊重——这是市场驱动的优绩主义社会的荣誉和回报。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角色。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市场驱动的优绩主义社会的分类机器，由此制造出的社会体系将报酬慷慨地给予高学历的人，而将停滞的工资和不平等强加给低学历的人。愚蠢的区隔机制对心理和情绪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对那些成功的人也是如此。

迈克尔•桑德尔

优绩主义暴政下的群体性焦虑与躺平

而中国的现状与桑德尔的描述有一定区别。曾有包括项飙在内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描述的“悬浮社会”，每个人都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竞争，并不觉得自己被排斥，而是将自己视作竞争的一部分。这与美国社会的包容与排斥非常不同。

反直觉的一个现象是，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社会实际上非常公平。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他们相信美国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优绩主义社会，因此他们完全被排除在外。在优绩主义的秩序下，他们无法做出任何反驳，所以反抗优绩主义体系是唯一的出路。他们不会根据优绩主义原则来规划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机会。

在中国，情况几乎完全相反。人们对结构状况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说，优绩主义不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而是个人策略或者家庭策略。我们顺从精英制度，认为在这种结构中，普通人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努力学习、高考，然后进入大学。至少有办法让一条腿进入精英的大门，每个人都在遵循这条路线。是否真的会成功，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必须尝试。

项飙做了巧妙的比喻：所谓悬浮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悬在空中，像一只蜂鸟，疯狂震动翅膀只为在空中保持静止。不能放松，因为不能失去那个工作；继续比拼下去，赢得比赛的机会非常渺茫。这造成了很多焦虑和困惑，年轻人的压力和心理问题就来源于此。

优绩主义在中国是自我的焦虑，不会引起美国那样的民粹主义。就算躺平也不是民粹主义的反弹，而是焦虑的一部分，是精力耗尽的结果。太疲惫太茫然，生活变得很空虚。

“悬浮”这个概念暗示了一种对当下的错位感。年轻人面对生活和工作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直在想，“这是不值得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的问题”。他们完全把生活工具化：闭上眼睛，无视问题的存在，就可以最大化收益，比如获得证书，或者积累更多的储蓄——总有一天，我会走出当前的局面，守得云开见月明。

而“躺平”是美国“大辞职潮”的中国版本，但社会根源不同。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开始面对当前的局势，退出仍是策略性的退出。这是一种被动的反应。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种力量寻求积极的替代性可能。

桑德尔指出，在中国，有动力的人将高考视作向上流动的通道。即使出身平凡，这会推动他们前进。这种追求平等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的信念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国的常青藤盟校和百强大学中的140所最挑剔的学校，72%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仅占3%，尽管任何人都可以参加SAT考试并申请大学。这样的分布，开始否定SAT或者高考作为优绩主义的工具，破坏人们向上流动的信念。

项飙表示，在中国人们已经认识到，总的来说这种选拔机制不是优绩主义。如果想要成功，大学学位很重要，但这还不够。问题是如何解释优绩主义作为一种明显背离现实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从中国近代的历史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很多农村学生进入大学，随后高校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过去几十年变得越来越精英化。过去农村有所谓的重点小学和重点高中，培养偏远山区的好学生去上大学，但近年来重点学校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应该有一个公平的舞台，一个每个人都参加的考试。表面上更加平等开放，实际上大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多时间和物质资源准备考试，表现得更好。因此，我们看到顶尖大学的学生构成的人口统计特征发生了变化。

公众之所以没有警醒，是因为他们相信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程序公正往往会造成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情况。公开的正式的平台创造的是不公平的结果。优绩主义在程序上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工具，但在实践中，优绩主义往往成为了不平等的理由。

项飙

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暴政

桑德尔提出，要摆脱优绩主义的“暴政”，首先是要建立多元化的“优绩”衡量体系，避免单向度地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界定功绩。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仅仅依赖于经济上的贡献或生产效率来评定功绩的大小是失衡的。其他促进社会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或行业，比如军人、医生和教师的工作，它们不一定创造多少经济价值，但对维护共同体的安全、促进共同体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其贡献不可估量，这些人的价值与尊严需要得到尊重。

桑德尔说，当一个人在困难的条件下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成功，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被鼓舞人心、值得庆祝的。比如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成功进入顶尖大学获得优异成绩。然而，危险在于，将这种仰慕变成一种盲目崇拜。项飙也回忆起，在1990年代的中国最畅销的书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讲述中国女孩到美国读书的经历。许多家庭将其视作榜样，这种对个人成功的盲目崇拜是与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是优绩主义的极端版本。项飙认为，对于普通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冷静地离开这些盲目崇拜，珍惜生命，享受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次要真正认识到维持这种盲目崇拜的社会机制。盲目崇拜对人们的社会感知有很多影响，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同质化。他们告诉你：同质化的追求是引领你生活的最佳方式，其他方式都不那么重要了。

作为人类学家的项飙，深知在许多其他社会中，威望、财富和知识是分离的，某些制衡的结构可以被创造。而同质化压抑了其他生活方式，将多种资源集中在一起。被广泛认可的成功的定义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赛道之中，整个国家只有一种成功被唤作成功。你本可以归隐田园成为诗人，但你的父母和亲戚会说：“为什么这么懒？为什么不去工作？为什么不去北京赚钱呢？”差异化的选择被视作资源的浪费。

我们本应有很多条可以走的路，让百花齐放，条条大路皆可通罗马。可是现在，谁能选择不同的赛道？理想的生活就这样被摧毁。

近几十年来，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一直在增长。面对这样的社会，我们的回应是，只要通过高等教育实现个人向上流动就足够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很容易从少数人的励志故事里得出结论说，“这是解决不平等的答案”。这样的优绩主义让我们忽视其他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忽视其他改善人们生活的方式。

桑德尔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在优绩主义中胜出的勇气，我们要让他们都能繁荣发展，不论他们能否赢得奥运金牌或者被斯坦福录取。夸大个人成功故事的危险在于，我们会分散注意力，无法通过重建公共领域、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来创造更广泛的社会平等。

桑德尔指出，我们已经警醒，优绩主义加深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鸿沟，撕裂了整个社会。优绩主义制度下的成功者，很难认可社会环境、运气等因素对自己的正面影响和促进，认为一切皆为自己的努力。这种骄傲和自满不但让他们无法对失败者和穷人产生同情或施以援手，甚至还会加以鄙夷。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成功者与失败者、富人与穷人之间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上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他们在实际生活层面也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公共领域遭到挤压甚至消失：富人和穷人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割裂，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送孩子去不同的学校。优绩主义下的胜出者的自大心理让他们难以感恩社会和共同体给他们所提供的帮助，因而他们也难以关心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他们生活在高品质的、私人化的空间当中，不愿意关心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的构建。

因此，桑德尔强调，要摆脱优绩主义的暴政，建立更好的社会，要让不同阶层背景的人能够在公共空间相遇，在当前这种极度分化的时期，要想挽救政治生活中的撕裂危机，要想重新构建充满活力和建设性的公共生活和讨论，就要重新构建两者之间的交流渠道，打造共同的生活空间。公民社会中人们应当跨越阶层差异聚集在一起，并看到我们在经历共同的社会进程。这正是不平等的时代所缺失的东西，也是社会凝聚力的最终来源。

针对桑德尔提到的出路，项飙表示完全赞同，但不同于桑德尔的宏观结构的视角，项飙着眼于个人的生活，周围的环境，正如他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所强调的，“找回附近”。“你的梦想、你的生活是被你身边的环境所构建影响的，脱离了个体，脱离了生活的环境与联系，那些远大的设想实则是空想。”因此，项飙强调回到个体，回到“附近”，去观察周围的声音，在实践中找回自我。从个人的经历背后思考大的问题，进行“盘根式的思考”，实现个人生活与远方社会的链接。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与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教授的线上对谈在“单读”公众号直播，本文写作也基于这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