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与精英民主：一位中央党校教授的理解

2003年11月10日 08:53 《财经时报》

常欣欣认为，中国的网民都是一定层面的社会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声音。这不是民粹政治，而是一种精英民主

本报记者张立伟

“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经济的，也需要政治民主，不同利益集团发表意见需要比较好的社会协商机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常欣欣近日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常欣欣博士在党校教授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并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深入研究。去年3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以访问学者身份考察了“第三条道路”(见注)；今年7月至9月，又应德国国家交流中心的邀请，赴德国考察社会民主主义。

常教授接受采访时正是她从德国刚刚考察归来，也适值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结束。

《财经时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你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之间关系问题的？

常欣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最大问题是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提出了社会主义理想。

社会主义的追求以及它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公正。社会一词的拉丁文就有“互助的、集体的”意思。由此，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自己的政党，谋求政权，希望借助政权推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分化成两大支流，一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就是列宁造就的共产主义。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两者使用的手段也不同，社会民主党依靠参政选举获得执政，如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共产党则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依靠暴力革命取得政权。

西欧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实行了公认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可以满足社会分配公正的需要，也就是把蛋糕做大了，才可能人人有份。

西欧国家依靠市场经济激励竞争机制扩大了社会财富，同时，搞社会福利，通过国家再分配建立平衡机制。

共产党国家实现社会公正的诉求手段与社民党不同，而是按照社会主义理想，超前的剥夺剥削者，建立公有制。整个社会实行平均主义，从而达到社会公正。但这样的社会公正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蛋糕没有做大从而导致普遍贫穷的公正。

这种把未来理想超前实现的做法极大破坏了生产力，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此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中国的改革达到了预定目标，可以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去实现社会公正。

但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更加艰巨，达到社会公正必须依靠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一整套相关的社会配套措施，而对后者，我们没有更多的经验。所以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任务艰巨。

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正，我们现在的政策没有偏离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同时，我们党一方面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反腐败力度，这些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扼制社会不公。

《财经时报》：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社会上形成了多个阶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利益多元化，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需要多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这可能需要更民主的方式，党在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目标的同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常欣欣：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经济的，也需要政治民主，不同利益集团发表意见需要比较好的社会协商机制。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德国社民党，他们的回答是，德国资本主义生命力很强，社民党起了很大作用，就是让资本家和工人协调矛盾，促使他们对话。我们党在十三大报告里也曾提出了社会协调机制。

西欧国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遇到了困难，现在仍然面临难题：资本家要求降低劳动力成本，工人要求扩大就业和福利。社民党政府如何做才能做到社会公正，他们有一种制度保证的协调机制。

中国的价格听证会也是一种政府协调机制。找到一种方式，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下，协调解决，达到双赢。但实现社会公正的必要前提是法治，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公正性。

《财经时报》：民主不重要吗？

常欣欣：一些人对民主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把民主理解成全民参与，其实，西方民主国家制定政策的是少数人，是精英民主。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民主就是一个教训。我们要克服泛政治化、泛民主化。政治是一种职业，保证高素质的能代表公民意志的人去领导国家。��

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背后都有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班子，相互攻击对方就像专家会诊一样。政治家给公民一个东西，公民本身可能分辨不出来，通过双方辩论，大众明白了再去做选择。

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实现社会民主化，需要脚踏实地去做，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深入基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告诉老百姓，党没有忘记群众。胡锦涛总书记去革命圣地西柏坡、非典期间深入疫区；温家宝总理在最冷的季节到中国最冷的地区看望群众。这些做法，一方面体现领导人关心老百姓；另一方面也是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领导人。政府年底将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老百姓监督政府必须首先确保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些都需要一步一步推进。

《财经时报》：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越来越多地听取民间舆论和专家意见，经济专家到中南海座谈已形成制度，在能源、农业、卫生等方面的重大举措都要组织专家论证，你认为精英民主更适合目前的中国，是这样吗？

常欣欣：应当说，现在的决策很受民意的影响，比如孙志刚案、南海中美撞机事件，还有最近的京沪高速铁路的例子，网上舆论正在直接影响中央决策。

中国的网民都是一定层面的社会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声音。这不是民粹政治，而是一种精英民主。坦率地说，也许精英民主或者欧洲的法团主义比较适合中国。也就是说，可以自上而下地通过党内民主实现人民民主。从长远来看，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党政干部意识的变化是最重要的改革动力来源。

从最近中央政府的一些文件也可以看出，规范化的学术性语言开始大量出现，这说明学者开始为政府所重。

《财经时报》：你是做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的，你如何看待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常欣欣：“第三条道路”理论国内有一段时间炒得很热，给人感觉好像是世界趋势，但去年我在英国剑桥做访问学者时发现，只有英国首相布莱尔有“第三条道路”的文件纲领和著作，德国等其他国家都不以为然，德国社民党领袖、总理施罗德只是赞成而已。

“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学界只能是一阵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比如，德国社民党就一直考虑再修改党章，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修改意见。

今年8月，德国社民党对“社会公正”做出了新的书面解释，原来社会公正含义就是分配公正，按照需要而不是能力提供，由于社会福利的刚性，只能越来越高，而不能降低，庞大的开支和人口老龄化造成德国财政入不敷出，年轻人养活老年人，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

而经过解释后的“社会公正”的含义是，“机会公正或者过程公正”。这实际上是向自由主义倒退，尽管美国有很多贫民窟而欧洲没有，但美国更具活力。

《财经时报》：这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吗？

常欣欣：中国搞市场经济也要面临这些问题，德国的学者告诉我，社会福利一定要搞，单纯依靠市场经济，自身弊端无法避免，社会主义有社会保障的传统，但要注意社会保障要根据国力水平，开始不能允诺太多，量力而行，否则包袱太重，骑虎难下。

对于不同的西方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党开始要求研究“执政规律”，这是执政意识的觉醒，建立政治文明，我们还需要探索。

注：“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介于偏重自由市场原则和偏重社会民主理念之间的第三种治国之道。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理论被欧美一些中左翼执政党普遍接受并付诸实施。

该理论认为，在全球化形势下，过分依赖市场的调节作用和过多的政府干预都不是治国良策，应该在自由竞争和社会公正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