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制度的实施角度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实施中普遍效率低下，脱离人民。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采用多党制和分权制衡制度设计，因而，很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会遭遇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或机构的无休无止的扯皮推诿、牵制阻挠或公开反对，党争纷沓、相互倾轧，从而导致制度实施效率低下。以美国为例，以权力制衡为初衷而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实践中却日益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角斗工具，屡屡上演政治争斗闹剧，互相对峙、拆台、扯皮成为常态。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每一项程序、每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集团的博弈，并伴随着冗长的程序。最终的结果，往往以牺牲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代价，西方国家出现的“政府关门”现象就是典型代表。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这种制度的弊端：“各式各样的机构彼此牵制，以致互相使对方完全瘫痪，从而使整个机构无所作为。” 另一方面，西方多党制和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理论上是试图在制度施行中照顾各方利益、避免重大失误，但在实践中往往变成了资产阶级内部利益的平衡和妥协，而始终将广大人民排除在外。如，“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他们希望通过“让人们自己做决定”的方式来实现真正的民主。

然而，在具体运行中，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的程序复杂冗长、成本奇高，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选举制度逐渐沦为“有钱人的游戏”，民主走向虚假化和形式化。列宁曾尖锐地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在很多国家，多党制往往以赤裸裸的金钱输送为支撑，每个政党和政治人物由于接受了财团的资金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一定回报，从而产生资本操纵政治的现象，根本无法代表和体现普通人民的利益，“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比比皆是。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在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 。相反，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秉持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保证制度实施的高效率，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充分发扬民主，保障了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民主制度作为“最不坏的制度”，有助于避免出现重大失误，但也存在低效率的通病，而集中则可以迅速决策、提高效率，但也容易出现忽视民意、主观专断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建立了一套“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新型制度，既解决了西方制度中效率低下问题，也建立了真实、管用的民主制度。一方面，中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设计，真正实现了民主形式与民主本质的统一、国体与政体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撕破西方“虚假民主”的外衣，建立了广泛、真实、管用的新型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中国通过建立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保证了决策和行动的高效率。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总得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中国制度总是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与执行的高效率、强大的动员力等独特优势，能够将分散的权力和制度资源加以整合、衔接，将“分散的系统板块统一到国家发展的‘一盘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