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社会阶层的分蘖司马迁虽然有所担心农业之本的稳定，但还是深谙社会分工的流程，"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建议政府放开手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不过，汉武帝想的却是自己如何插上一脚，从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行业全面介入，将原本民间私营的项目收归国有，动辄抄没商人家产，刑罚也可以钱款折抵。这无异于搜刮民财，与民争利，的确是充实了自己的国库，但也是竭泽而渔。扩张疆土，穷兵黩武。――抗御外敌不过是借口而已，而且只能逞一时之强，否则就不会连区区游牧部落匈奴也对付不了，数十年后汉元帝任上就有了昭君出塞这样的和亲之举流传后世了。――缺乏个人英雄主义传统的国民往往只是推崇君主的文治武功，没有想到，君主一己之功往往将下属的国民推到了血泪之中。司马迁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是听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黄老家的经济政策十分赞许，他评价，"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倒是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颇有看法，"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汉武帝政策的直率批评。譬如"告缗"一项，的确可以使国家财政充裕，但大批工商业者也为此破产，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是"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产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也没有了。偏偏历代君主都想这样表现自己的文治武功，而且目光又比较短浅，只盯在农业上征收赋税。从先秦到晚清，基本如此。既不知道开源，更谈不上节流。如果放手让民间商人自由发展，由其自发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岂不是征税的项目也多了，国库充盈也合理合法。实际上，放开商业贸易之后，即使是司马迁也有这样的担心，"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称霸乡里，竞相奢侈，就会"物盛而衰"。――这个借口比较牵强，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不过，他举例说，"庶民农工商贾"一般以同样的本钱就可以获得同样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而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200钱，1000户所能征收到的也就是20万钱。假如农工商贾有100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大致相当的利润。其中的言外之意是，像千户侯之类专收商贾之利的官吏容易被一个只有100万钱的商人所轻视，何况官僚阶层本身就是指手画脚的食利者，整个西汉政府也不过就是一个更大的食利者而已，商人们强大之后难免不会趾高气扬，难免不会轻视政府，成为一个阶层后甚至敢于向政府叫板，――官商合流毕竟还是丧失商人自尊的。

汉武帝抄没商人家产，摧毁商贾豪强，用意也在于此。这恐怕是历代皇权最忌讳的一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与暴乱紧密相连，游民（农民）是与暴君抗争的主力，而商人们虽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总是被排拒在历史之外。变革思想的摇篮12、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城市，商业贸易已经开始繁荣，商业为思想的裂变提供了土壤，所以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个人主义自由精神才有了引领西欧社会的可能。与此同时的中国，宋代儒学的理学派与功利派两派正在相互攻讦，理学派对功利派的财政节用之论就很不以为然。不过，功利派的主将――王安石在变法时秉持的还是儒家以农为本的理念，农业立国，税收政策还只是紧盯着农业。北宋时代已经有"四大名镇"享誉于世。景德镇以瓷器著称，佛山镇则生产铁器，汉口镇和朱仙镇是商业中心。瓷器和铁器除了自用以外，大部分都是借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通道运销东南亚和中东阿拉伯地区，利润可观，至少是二道贩子们获利丰厚。王安石主导的变法也是想将全国的财税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上，不过农业本来就是靠天吃饭，赋税一向比较稳定，历朝历代都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既损害了乡绅地主的利益，结果也不讨好。显然，重商主义浓重气氛之下的西欧社会，商业贸易使当地富裕，思想自然活跃，经商而新起的贵族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弟，就会各方聘请教师，随后就有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风，个人自由精神才可能得以彰显，蔓延欧洲之后，才可能有16、17世纪的启蒙运动。

而中国到了南宋时代，功利派的传承者只是落定在浙江南部温州一带，义利并举的思想鼓励了当地民众兴办工商贸易的风俗。明代中后期，朝廷厉行的禁海政策根本没有办法阻挡民间的海外贸易，王阳明学派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与解放思潮广布社会各界之后，影响所及并非仅在东南沿海一带。但儒家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思想，显然抑制了商人们自成一大独立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也因此结构稳固，甚至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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