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武章，男，生于1958年4月，1975年元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河南省宜阳县柳泉镇鱼泉村人。原工作于宜阳县卫生局，现服务于洛阳好射手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任文化研究员。近年来，校注民国7年版《宜阳县志》，全书108万字，2012年12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撰写了《挑灯话三乡》《揭秘五花寺塔》《永济桥钩沉》《宜阳玉阳宫考辨》《柏坡村名考》《古刹汉山光武庙》《一代文星照三乡——金元文宗元好问寓居三乡始末初探》《万古诗坛子美家——简述金末诗宗辛愿生平轨迹与创作历程》《与宜阳有关的成语集锦》等地方文史研究性文章，先后被《洛阳佛教》《灵山海会》《宜阳文史》《金元泰斗元好问》等多家刊物采用。撰写了《汉山文化产业园解说词》，完成了《韩诗外传注译》《鹿鸣斋墓志铭集锦注译》初稿。2016年被聘为《洛阳生活导报》专栏撰稿人，全年供稿48个版面。

揭秘五花寺塔

古寺梵音音乐：常征-供灯祈愿文

仁寿宫变（仁寿宫是什么地方）

文/图许武章

五花寺位于河南省宜阳县三乡镇北，它东临连昌河，北倚汉山，清幽静谧，环境优美，是佛教弟子修禅持戒的理想场所。由于历史久远，世道沧桑，五花寺早已荡然无存，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寺院建设的蛛丝马迹，唯一留存的就是矗立在遗址之上巍峨高耸的佛塔，这就让孤零零的佛塔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为了揭开古塔尘封千年的奥秘，近年来，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五花寺塔有了初步的了解，现整理成篇，以期抛砖引玉，唤起社会各界对古塔的关注。

一

探知五花寺塔的来龙去脉，就要从隋文帝杨坚三次分送佛陀真身舍利于各州建塔供奉说起。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他在位期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4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中国又一次大统一，开创了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实行均田，发展经济，将农耕文明推到了巅峰，为后来强盛的唐朝奠定了基础。但隋文帝也是一位坚定的佛教信仰者，常常以“菩萨戒佛弟子皇帝”的身份，虔诚忏礼、祈祷祝福。尤其发生在仁寿年间（601～604年）三次分送舍利事件，足以表现出他对佛陀的虔信程度，对当时佛教的发展乃至唐朝佛教的兴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后世佛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隋文帝杨坚自小生养在冯翊(陕西省大荔县)般若寺，被神尼智仙养大，这使他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隋文帝在没有登上皇位之前，一日，有梵僧到府上造访，送给他一包佛陀舍利，对隋文帝说道：“檀越（施主）好心，故留与供养。”梵僧走后，隋文帝与高僧昙迁想数一数这些舍利有多少颗，虽然都很专注，却难以数清。昙迁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圣物的神圣莫测由此可见。隋文帝让人制作了一只精美的七宝箱，将舍利珍藏在里面，安放在法界尼寺连基双塔里。开皇十五年（595年）九月的一天夜晚，“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盘，赫若冶炉之焱”，并在十天里出现了四次，这些祥兆的出现，使隋文帝产生了分送舍利与诸州起塔供奉的心理动机。

仁寿元年（601年）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的六十岁生日，他来到了仁寿宫的仁寿殿，发出了“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的感慨。于是请来数位高僧大德，议论弘佛之道，颁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就是隋文帝的《国立佛舍利塔诏》，决定在全国选三十个州，各在高爽清净之地建造舍利塔。当天，隋文帝“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在香案前许下了“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的宏愿。并取出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个，将舍利贮放在金瓶之内，再以琉璃瓶盛装，用薰陆香为泥涂抹瓶盖，然后派遣由沙门、侍者、散官组成的使者团分道护送，前往诸州监督起塔安放事宜。

当护送舍利的使者团到达当地州境的时候，各州衙门“先令家家洒扫，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并且要求凡建塔供奉舍利的州，应依照本州僧徒的数量，组织大型法事活动，活动时间为七日，和尚多的可组织360人；少一些的组织240人；再少的也要组织120人；如果连120人也凑不足，就把当地能见到的和尚都组织起来。对于起塔的经费来源，除国库划拨外，其余部分不问籍贯生民，随心布施，每人布施铜钱要低于十文以下，多者不能超过十文，以弥补建塔费用。强调出家僧尼和各色人等，都应为修建舍利塔工程的人员提供斋饭。要求佛舍利“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在舍利入函封塔的法事活动期间，所在州的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所有官员，要暂停一切公务活动。皇帝如此敬佛，地方官员也就更加殷勤诚敬，礼仪之隆重也就不在话下了。

在护送舍利分赴各州临行之时，隋文帝说道：“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随后各州衙门，依据文帝之意，纷纷上表，陈述舍利在到达各州及建塔安奉期间，出现了“皆如所言”的种种感应现象。于是，隋代著作郎王邵根据各地衙署的表奏，撰写了《舍利感应记》上表文帝。经过前后120余天的忙碌，首次分送舍利、起塔奉养这件举国之事，总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二次分送舍利是在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一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做法事活动）。”其护送舍利的一切迎请、布施等仪礼“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同时要求四月八日午时，各州在同一时间将舍利入函封塔。当时各州官吏将舍利安放期间出现的瑞应现象，又纷纷上表奏报，安德王杨雄及朝中官员，予以收集汇编，写成《庆舍利感应表》上奏给隋文帝。其时，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任满将要回国述职，深为隋王朝崇佛建塔的盛况所感染，各向隋文帝请求一舍利，让其带回本国起塔供养，隋文帝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又在全国选了“三十余州”，开始了第三次分送舍利。但对这一次活动没有详细完备的资料，也没有各地官吏的表章奏疏的记载，护送的经过事迹及瑞应现象，散见于唐代释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中。仁寿四年（604年）这一年，乃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各州统一安放舍利的四月，隋文帝就得了重病，于当年七月十三日驾崩仁寿宫大宝殿，当月炀帝杨广登基。八月，炀帝同母弟汉王杨谅起兵造反而被杨素平叛；十月，将隋文帝安葬泰陵，完成了丧礼。由于这一连串的变故，隋朝廷或忙于国事无暇顾及，或文帝离世疏于监督，舍利安放的盛况没有系统详细的记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第三次分送舍利的有关情况，《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洪遵传》记载了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的诏书，诏书说道：“朕只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象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寤愚迷，宜集诸寺三纲（即上座、寺主、都维那三职），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这篇诏书，一是对“诸州犹有未遍”，再次“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这次送舍利与诸州，实际上是对前两次的一次补充。二是对护送舍利的高僧进行严格的考核选拔，报送文帝批准。三是护送安放舍利的仪礼，按前两次仪规办理，“依前造塔”。这次分送舍利的时间为仁寿四年的春季，入函封塔的时间为四月八日午时，与仁寿二年（602年）时间相同，这在1969年4月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当时为耀县）照金镇寺坪村出土的《舍利塔下铭》中得到了印证：“维大隋仁寿四年岁次甲子四月丙寅朔八日癸酉,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

仁寿年间三次在诸州奉诏起塔的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仁寿置塔”或“仁寿舍利”。据《续高僧传·卷第十二·释童真传》统计：“仁寿元年，下敕‘率土之内，普建灵塔’，前后诸州一百一十一所。”隋文帝当政时期，全国大约有190个建制州，置塔州的数量约占全国州数的57.9%，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不是举国之力，是很难实现的。

二

隋文帝在仁寿年间三次分送舍利活动中，其中有一队人马渡浐灞、过潼关、走陕州、越雁翎，护送佛骨舍利来到了熊州十善寺，起塔奉养。虽然十善寺几经毁废变迁，许多珍贵石碑已荡然无留，我们无从查寻当年十善寺起塔安奉佛舍利的盛况，但从朝廷当时派往熊州的慧海法师的传记中，亦可见其大略情景。据《续高僧传·卷十二·释慧海传》记载：当时负责到熊州十善寺护送安奉舍利的释慧海大和尚，俗姓张，河东虞乡（今山西永济东南）人，是大昭玄统（僧侣官名。又称沙门统、沙门都统，为佛教事务的最高主持人）昙延法师的弟子。“年十八，即讲涅盘（《大般涅盘经》），既受具戒，专崇禅业，隐于弘农之伏犊山。会周武悉毁仁祠，乃入陈避之，以故戒品无亏，法衣不舍。又采听摄论（《摄大乘论》），研穷其旨，逮大隋御宇。始践京邑。”由于隋文帝的姐姐城安长公主有“知人之鉴”，“钦其德行”，为他在京师修建静法寺，受以居之。到了仁寿元年（601年），被隋文帝选拔，诏送舍利到定州（今属河北省）恒岳寺。到了仁寿四年（604年），又再次受诏，护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

这次护送舍利活动，也和前两次一样，出现了诸多异祥的感应，只是没有官员汇集成册罢了。据《续高僧传·卷十二·释慧海传》记载：舍利到达熊州十善寺，也出现了两则祥瑞的感应现象。一则是说有一个瘸腿的人，得了一种疾病，经久难治，听说舍利被护送到十善寺，就坐车前来礼拜舍利，忏悔所造诸恶业，用心真诚恳切，经过礼忏，身体忽然轻盈便捷，病症解除，轻捷强健的回了家。第二则是说熊州一带长时间没有下雨，干旱严重，尘土飞天，蔽天罩日。由于舍利的到来，天降甘霖，地如油涂，日光明朗，晴空万里，使数万民众得以恢复生息。

正是《释慧海传》中提到的“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这句话，是我们打开五花寺塔奥秘的锁钥。要想弄清十善寺，首先要搞清楚熊州这个地名，这就要厘清南北朝和隋代时期宜阳的行政建制，这才有助于我们破解熊州的承袭关系。

熊州，是南北朝后期的一个行政建制。北魏孝昌初（525年），置宜阳郡，郡治位于宜阳城，也就是今日的宜阳县韩城镇。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七月，孝武帝西迁长安。十月，高欢拥立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十二月，宇文泰弑孝武帝，另立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此时的宜阳处在东、西魏的必争之地。在宜阳沦为东魏期间，设置了阳州（治今宜阳韩城），管辖宜阳（治今韩城）、河南（治今渑池北大坞城）、同轨（治今洛宁杨坡乡城头村）、新安四郡。到了天平四年（538年），阳州降于西魏。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代东魏称帝后，国号“齐”，史称“北齐”。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正月，宇文觉从西魏恭帝拓跋廓处受禅即位，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明帝二年（558年）改东魏阳州为熊州，宜阳郡成了熊州的首郡，宜阳县也成了熊州的首县，宜阳城（今宜阳韩城）自然也就成了熊州的州治。隋开皇元年（581年），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隋文帝杨坚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国号为“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对地方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销了郡一级的行政建制，把东汉以来一直实行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裁汰了一批冗官，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臃肿局面。此时的熊州，管辖的区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新安县、渑池县、宜阳县、义马市、嵩县伊河西北部、洛宁县东部地区和伊川县伊河西部地区。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年)将都迁往洛阳。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改州称郡，在改制的同时撤销了熊州的建制，原隶属于熊州的属县归隶河南郡（今河南洛阳）管辖，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新都的地位。

由此分析可知：隋文帝时期的熊州州治，就位于今日的河南省宜阳县韩城镇。

三

熊州这方热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有着许多历史遗迹，五花寺塔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处，它是释慧海法师奉诏护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最好的物证，是一座不可置否的佛陀真身舍利塔，上述观点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其一，从仁寿舍利塔分布情况中得以印证。仅就现今河南境内而言，仁寿元年（601年）起塔安奉舍利30座，河南占其4座，它们分别是相州（今安阳市）大慈寺、郑州（今荥阳汜水镇）定觉寺、嵩州（登封县告城镇）闲居寺（一名嵩岳寺）、汝州（今汝州市临汝镇）兴世寺。仁寿二年（602年）起塔安奉舍利53座，河南占12座，它们分别是黎州（今浚县东北）、杞州（今滑县，寺名亦无考）、怀州（今沁阳县）长寿寺、卫州（今汲县东北，寺名无考）、邓州（今邓州市，寺名无考）、许州（今许昌县市）辨行寺、豫州（今汝南县，寺名无考）、宋州（今商丘市，寺名无考）、汴州（今开封市）惠福寺、洛州（今洛阳市）汉王寺、郑州（今荥阳汜水镇，寺名无考）、陕州（今三门峡市）大兴国寺。仁寿四年（604年）起塔安奉舍利30余座，从目前有限的资料中分析而知，今日河南境内只有熊州（今宜阳韩城镇）十善寺和殷州（今获嘉县）智度寺两座寺院。从以上舍利分布情况而知，仁寿四年（604年）的舍利分送，实际上是对前两次舍利分布的补充，力求舍利塔的布局均衡合理。熊州介于陕州于洛州之间，地域辽阔，文化底蕴丰厚，水陆交通发达，是东西两京之间的交通中枢，在此起建舍利塔，符合隋文帝“诸州犹有未遍”需要“依前造塔”的部署。

其二，从五花寺塔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得以印证。五花寺塔距隋文帝时期熊州的州治韩城15公里，它东临连昌河、西据锦阳川、南面洛河水、北枕汉山原，三川环绕，幽静爽垲，是佛家礼佛求志的绝佳去处，在此起塔，符合文帝诏书要求的“高爽清净之地”的环境条件。

隋文帝时期，熊州管辖范围基本上属于今日的洛西之地，笔者查阅了此地渑池、洛宁、新安、嵩县、伊川等县旧志和乾隆《河南府志》，均未有大型寺塔的记载，虽然现有嵩县白河镇云岩寺塔、车村镇五顷寺双石塔的存在，但均为明代建筑，其气势矮小，不可与五花寺比肩而立，更何况此两地当时并非属于熊州的管辖地。虽然位于陕县的小熊耳山有寺塔建筑的存在，也属于当时熊州地界，但它明文记载是禅祖达摩的灵塔，已是名花有主。其余各地均未有大型寺塔的记载和存在的痕迹，唯位于宜阳三乡的五花寺塔是该地区现存的大型寺塔，由此可以断定：五花寺塔就是隋代的十善寺舍利塔。

隋唐时期的十善寺已不能目，但从寺塔周围土地中出现的破砖烂瓦、三彩瓷片可以看出，寺塔周围存在一定数量的建筑，其格局应是围塔而建，将五花寺塔拱卫于核心位置。但随着时光的推移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明清时期五花寺塔已居于寺院的北部，光绪《宜阳县志·卷二·五花寺》对此记述的已非常明确：“三乡镇北，寺后有塔，相传为唐连昌宫故址。”但与五花寺仍同属一寺，同处一院，仍不失其核心的尊贵地位。纵观各地寺塔，如果为一般高僧塔林或祖师灵塔，大多与寺院均保持一定的距离或另建别院，而从五花寺塔在寺院中所处的位置，只有佛陀舍利塔才具有这种崇高的礼遇，这样的布局，既便于信众的顶礼参拜，也便于对佛陀舍利的安全守护。

其三，从五花寺塔建筑结构与风格中得以印证。五花寺由地宫、塔室、塔身和塔刹组成，为砖石混砌结构的密檐式塔。塔基平面为八角，塔身九级，法轮宝相已毁，残高37.2米，塔底外部周长32米，内部周长12米，从塔室原有木梯循级至二层。塔基高1.5米，用石条铺砌。塔的一、二层设有仿木斗拱，斗拱由华拱和泥道拱相间组成。三层以上以叠涩砖十二层为檐，出脊在一米左右。塔的一、二、三、四、六层，正南设有塔门，一、二、三、六层南面设置的门为真门，四层为假门；四层在北面设置有真门，可在南面距一层门槛20米处，透过三层真门能看见从四层真门透过的亮光；第五层真门设置在第五层的东边，第七层真门设置在西面。内部二层以上，未有塔梯，可直望塔的顶部。塔二层门两侧装饰有浮雕力士或菩萨像两尊，面部庄严威武，布饰线条流畅，这种装饰在一般佛塔上比较少见。

通过对五花寺塔外形轮廓的分析，从而透露出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一是五花寺塔形状巍峨，体积庞大，雕刻、造型极具雄健精美，如果没有国帑的支持，是很难有如此高的建筑成就，唯有在佛教界享有至高无上的舍利佛塔才能具有这样的结果。

二是在塔的二层真假门两侧，均装饰有多幅大力士和菩萨像，体现了五花寺塔地位之高，实属罕见。力士，又称金刚力士，是印度毗纽天的侍从，后来转变成佛教中勇猛的护法神。由于手持金刚杵，所以又称为执金刚神，又因为其身、口、意速疾、隐秘难知，因此又名密迹金刚。后来发愿要经常亲近佛，随侍佛的左右，是佛的贴身警卫，承担保卫佛的重任。菩萨是佛的继承者。将菩萨、力士装饰在寺塔上，用以护侍和守卫寺塔，如果不是佛陀真身舍利塔，是难以享受到如此高的礼遇。

三是五花寺塔层高九级，远远望去，好似莲台相叠，意寓九品莲台。佛教净土宗认为，修行完满者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身坐莲花台座，因各人修行深浅不同，而所坐莲台有九等之别，九品莲台是最高一等，是佛祖的宝座。再从世俗的眼光观察，“九”作为数字，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神秘的数字，一、三、五、七、九被称为天数，“九”是天数中最大的数字，也是级别中最高的，具有“神圣”之意，将它用在建筑上就成了皇家专用，以此体现天赐神赋的皇权。而塔基八角，代表了八方，泛指宇宙时空，寺塔上指天，下踞地，代表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空间，表现了后世佛弟子独特的精神感受。由此可以得出，五花寺塔是由皇家主持修建的舍利塔。

其四，从传说中的“唐塔”得以印证。历代以来，传说五花寺塔为唐时修建，这在光绪《宜阳县志·卷二·塔》中也有记载：五花寺塔“在三乡五花寺，共起九层，高十丈，相传唐时建。”这样的“相传”与仁寿四年（604年）安奉起塔的时间基本吻合。隋代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仅仅存在了38年，当年在十善寺起塔安奉舍利的时间为仁寿末年，此时的隋朝已经走过了22年历程，再过12年隋朝就寿终正寝而进入唐朝，历史学家往往把其与唐朝合称“隋唐”。这样，相传五花寺塔为“唐时建”也就不无道理，这个“相传”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五花寺塔就是仁寿舍利塔中的其中一座。

根据五花寺塔的建筑工艺与风格，经河南省古建专家鉴定，此塔为宋时所建。隋代的十善寺舍利塔为何为宋代修建？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十善寺舍利塔在经历了隋唐及五代十国后，或日久坍塌，或毁于战火，当时光进入北宋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再加之皇帝尚佛，最后在官府的主持下，在原寺塔基上进行了重建或重修，对舍利进行了重新安奉，这就形成了目前的“唐基宋塔”现象。这个观点只不过是笔者的臆想推测而已，有待我们更进一步的挖掘资料，研究定位。

其五，从五花寺塔被盗物品得以印证。五花寺塔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洗劫，尤其严重的一次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地宫曾经被盗贼挖开，珍贵文物流失，损失惨重。2012年8月，笔者走访了略知盗塔情况的三乡镇东村冯姓某村民，他描述说：“地宫内有石匣，石匣内有彩色宝石，有银冠、铜镜、瓷碗，有石条，上有字。”通过以上的描述，基本上与仁寿舍利安奉相同，舍利各样皆有，彩色宝石疑为舍利，石匣疑为石函，石条上的字，可能是《舍利塔下铭》，这些均与隋文帝诏书中的要求相同，由此可以断定，五花寺塔即仁寿四年（604年）起建的十善寺舍利塔。后有群众传说，盗贼将所盗石函准备偷运国外，在海关被查获，此案告破，其后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四

透过对五花寺塔的分析，可以断定此塔即是仁寿四年（604年）熊州十善寺佛陀真身舍利塔，那么，当今的五花寺就毫无疑问地成了十善寺的承袭寺院。

十善寺修建于何时，没有资料记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十善寺是隋唐以前的寺院名字。在隋文帝诏送舍利时，十善寺应该是一座古老而具有一定影响的寺院，它的建寺年代应该为南北朝时期，但最迟不低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至于十善寺的寺名寓意，可能是当时佛教信士以“修十善以为行”而名。十善者也称十善业道，其内容为：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恶口、五不两舌、六不妄语、七不绮语、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

到了五代十国、北宋和金代，十善寺已演变为宝云寺。在三乡西村于可乐弯村之间，有唐代修建的寺院竹阁寺，到了五代时期，曾并入三乡宝云寺，金代学者雷渊在《嵩州福昌县竹阁禅院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竹阁寺，由唐怀简师则然，五代时尝并于三乡宝云。”由此可见，隋代的十善寺已经脱变成宝云寺，其寺院的地位仍处在统领的中心位置。

又据宋代赞宁编著的《宋高僧传·小宗渊传》记载：北宋初年，高僧释宗渊爱其宜阳柏阁山（今三乡东、西柏坡北原）秀丽的景色，在此修建柏阁寺，以修行求志。到了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释宗渊圆寂坐化，“迁小塔于宝云寺之山原，年八十三。”这个“宝云寺之山原”，就是现在的三乡镇汉山，从而证明了现在五花寺所处的位置，与宋代的宝云寺位置相承袭。北宋景佑元年（1034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蔡襄在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的时候，曾游览了洛河川，在三乡写下了《登三乡寺阁》一诗，由此而知，宝云寺在北宋时期也叫三乡寺。

在元、明、清期间，宝云寺名已不再使用，寺院更名为五花寺，一直沿用至今。到了明清时期，五花寺已进入到没落时期，昔日舍利安奉寺院的辉煌已经不再，直至清末彻底坍塌毁废，只留下了五花寺舍利塔独立在旷野之中。2013年5月，这座舍利佛塔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断定五花寺塔是仁寿舍利塔中的其中一座，也是仁寿寺塔现存最为悠久而古老的一座，它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岿然不动，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极为罕见，为我们研究佛教史、古建史不可多得的活化石。由于资料匮乏，学识有限，以上仅是笔者的一孔之见，诚望方家予以指正。

参考资料：1、《舍利感应记》[隋]王邵；2、《庆舍利感应表》[隋]安德王雄百官等；3、《广弘明集·卷十七》，[唐]释道宣撰；4、《大藏经·续高僧传·卷十二》[唐]释道宣撰；5、《大藏经·史传部一·历代三宝记》；6、《宋高僧传·卷三十·小宗渊传》[宋]赞宁著；7、《法苑珠林·卷四十》[唐]释道世；8、《隋书·卷二·帝纪二》；9、光绪《宜阳县志》[清]谢应起、刘占卿。

原载2014年《洛阳佛教》第三期

原载杭州佛学院2014年《灵山海会》

原载2014年《宜阳文史资料·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