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和钱玄同是中国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两位先生，看过历史剧《觉醒年代》的人们应该知道，如果没有钱玄同，鲁迅很可能达不到如此之高的成就。

钱玄同三子分别是谁（钱玄同废汉文）

钱玄同可以说对鲁迅有伯乐之恩，但何时两位先生分道扬镳，甚至相互冷嘲热讽？

在鲁迅先生逝世后，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尚疏，中十年最密，后十年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

于此可见，他们交往了长达29年，相互之间自然比一般朋友之间更加知根知底，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两人形同陌路？我们就先从两人相遇讲起。

钱玄同，浙江吴兴人，原名怡，亦名夏，号德潜，又号玄同，年幼时丧父，是由他的哥哥钱询一手带大的。

小时候，他的童年家教非常严，父亲兄长经常督促他读书学习，因此他的国学根底相当深厚。

1906年9月，钱玄同随他的大哥钱询前赴日本留学，他读的是早稻田大学的师范专业。

1908年，身为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正在日本讲学，鲁迅等人非常仰慕章先生，便请章先生为他们开一个班，说白了就是开个‘小课’。

章太炎先生很喜欢这些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便欣然答应，钱玄同就是这个班8名学生之一，其他几位学生也是文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分别为许寿裳、钱家治、龚未生、朱宗莱、朱希祖、周作人、鲁迅。

正是此时，钱玄同与鲁迅结识了，但当时他们仅是同窗，并不熟悉，鲁迅对钱玄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榻榻米上盘膝听课时经常挪动，似乎是不太习惯日本的榻榻米坐姿，于是鲁迅私下给他取外号‘爬来爬去’，后来给周作人的信里还戏称钱玄同为‘爬翁’。

在师从章太炎先生的班级后，钱玄同与鲁迅等人似乎就没有太多的交流了，鲁迅1909年8月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钱玄同一年后的1910年秋天回国，1913年到京，1916年后担任北师大和北大教授，期间一直没有什么交流。

据鲁迅日记的记载，随后的1917年5月中旬以后，他们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了，九月后交往逐渐繁密，钱玄同经常前往宣武区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去拜访周氏兄弟。

这是因为当时陈独秀已经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已经在北京办了起来，‘文学运动’已经在年初就发动了。

此时钱玄同虽然被人称为是旧派学者，研究的是被俗称‘小学’的文学音律之学，但他却是第一个支持文学改良的人。

这时他正奋力地游说周氏兄弟，他曾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周作人热爱文学，很快便同意约稿，并交出很多比较优秀的文章。

而周树人则除了上班就是抄抄佛经、古碑，此时的他已经心灰意冷，甚至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他认为写文章改变不了现状，心里充满了消极。

反观钱玄同却不屈不饶，有一次，钱玄同与周树人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钱玄同再次说出希望他拿起笔来参加反封建的文化批判活动时。

这时的周树人说了一句至今都非常有名的话。

这几句话令人们充分感受到鲁迅对当时状况的失望，甚至绝望。

但钱玄同没有丝毫动摇，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鲁迅：“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正是这句话，点醒了鲁迅，他重新认识到了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于是，鲁迅提起笔，做出了初登文坛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

此时，鲁迅对钱玄同在反封建中的作为非常欣赏和敬佩，因此一直很支持钱玄同，而钱玄同一度主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又说要改为世界语。

这个主张即使现在看来都很离谱，更别说八十余年前，当即受到了守旧文人的打击，而且极为猛烈。

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林琴南曾在他的小说《荆生》中写有一个人物金心异，便是暗指钱玄同，金对钱，心对玄，异对同。

小说中贬低金心异的言论是“伤天害理之言”、“禽兽之言”。

而钱玄同对这些几乎是指着鼻子骂的行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钱玄同一向以过激的方式推行文化革新，并且收效甚广。

鲁迅此时与钱玄同两位先生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成为了这次斗争中最勇猛的斗士之一，关系已然成为最坚实的战友，几年间一直奋斗在第一线。

可惜好景不长，1922年初，胡适退出了编辑部，另办《努力》周报，说明新文化的统一战线解体。

这其实意味新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成效的反应，而《新青年》的解散令鲁迅感到茫然，曾在《题（彷徨）》中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说会这么变化……”

钱玄同不做编辑了就专心当大学教授。

虽然他们在狙击着封建主义的各势力上依旧态度一致，但感情已经稍作冷却了。

这期间，鲁迅又因家庭纠纷与弟弟周作人决裂。

不久后的1925年7月，在收获成效的路上，钱玄同与鲁迅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周作人首先提出了对坍台的人物不再施加压力，应该讲究‘费厄泼赖（Fairplay‘公平办事’）’周作人认为打死老虎是很卑劣的行为。

而鲁迅认为，改革就应该斩草除根，避免更多的牺牲。

此时的钱玄同虽然没有表达看法，但他与周作人的关系显然更好一些。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前来送行的人却没有钱玄同，此时已经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不睦。

由于此时钱玄同正在与顾颉刚从事古史辨运动，而鲁迅与顾颉刚关系很不好，于是也心照不宣地与钱玄同拉开了关系。

这大概也是钱玄同在鲁迅去世之后批评他‘多疑’‘轻信’‘迁怒’的原因之一。

1929年5月，鲁迅离泸往北平探亲，反泸时又与钱玄同出现了不愉快的会面。

钱玄同与鲁迅在孔德中学相会，钱玄同看到鲁迅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便主动问道：“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个字的名片？”

鲁迅正色回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的，也不用四个字的。”

而钱玄同恰好名片上喜欢废除姓氏自称‘疑古玄同’，鲁迅此言似乎是在暗讽钱玄同故弄玄虚。

恰好这时顾颉刚来了，鲁迅看到顾颉刚愣了一下，没说什么就离开了，似是两人之后就再无瓜葛了。

朱山根是指顾颉刚，因为顾颉刚患有酒糟鼻，鼻子红彤彤的，而古人称鼻子为山根。

因为顾颉刚来了鲁迅就如此生气，此事可见，钱玄同对鲁迅‘迁怒’的评价似乎并不算武断。

自此一事后，钱鲁两位先生的关系看来像是已经跌到了无力挽回的地步，钱玄同得知鲁迅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讽刺的称他为‘左翼公’、‘左公’。

谈到鲁迅的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还咒骂两书‘无聊、无赖、无耻’。

1930年2月22日，钱玄同给章延谦信里造谣说鲁迅在上海疯了，致使一些学生写信到上海去慰问鲁迅。

1932年11月时，鲁迅最后一次到北平探亲，期间北师大的学生想要请鲁迅到学校演讲，于是找到钱玄同。

据姜德明先生记述，钱玄同很生气，大声叫嚷：“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

而学生不顾他这耍无赖的态度，亲自去请鲁迅时他又威胁学生：“要是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当了！”

然而学生还说不听他的威胁，还是请来了鲁迅，还把钱玄同的言辞表现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很生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

这事儿可以说是钱玄同人生最尴尬的时刻之一了。

事后一个月12月，鲁迅写诗《教授杂咏四首》，开头便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钱玄同平日曾经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这样不严谨的言论，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

鲁迅以此诗来嘲讽文人说话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偏执个性，此时可见鲁迅已经将钱玄同视作与旧派无异的文人了。

这倒也不怪鲁迅，1930年在胡适生日时，钱玄同亲自撰写长篇‘寿序’，这是他以前公开极力反对的旧思想。

这也大概是鲁迅对他改观的原因之一了。

鲁迅全集中有记载，鲁迅曾用这样一句话说出了自己对曾经战友的评价：“……据我所见，则昔之成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这话中定有钱玄同无疑。

1936年10月19日上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钱玄同很快写了一篇文章以纪念鲁迅，文章名为《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谈到鲁迅的三点长处三点短处。

三长为：

（1）治学最为严谨；

（2）无名制之心的‘闇修’精神，辑校著泽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

（3）读史观世，眼光犀利，能抉发中国社会病疾；

三短为：

（1）多疑；

（2）轻信；

（3）迁怒。

鲁迅与钱玄同的恩怨随着其中一方的去世终于结束了。

他们从亲密无间的战友变为口诛笔伐的对手，可能是由于思想上的对立，也可能是时代造就的裂痕。

由于鲁迅先生提前于钱玄同先生逝世，我们已然无法得知鲁迅先生对钱玄同先生的全面评价。

但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为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厚的色彩。

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作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更是在科技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都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