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范源濂出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其极力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给尚在国外的蔡元培发了电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吾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敦请蔡元培速回国赴任。

1916年11月蔡元培由法国马赛港乘邮轮抵达上海，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于12月26日签署了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于1917年1月4日抵达北京大学视事，并于1月9日发表就职演说。

蔡元培任命状

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当时北京大学设立了文、理、法、工四科，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夏元瑮、王建祖和温宗禹分别出任文科、理科、法科和工科学长，彼时的学长类似于现在二级学院院长之职，是校长在教学上仰赖的管理者。

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中规定：学长划分为四个等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理科学长夏元瑮和法科学长王建祖被定为三级35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工科学长温宗禹被定为四级300元，而蔡元培的薪俸为600元。

蔡元培

蔡元培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容纳了当时各类学术才俊，续聘和新聘了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陈垣、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马叙伦、沈兼士、朱希祖、吴梅、陶孟和、马寅初、王世杰、刘文典、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文科教授，也聘请了颜任光、王星拱、任鸿隽、李书华、何育杰、钟观光、丁西林、朱家骅、李四光等人为理科教授，为北京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1.文科学长陈独秀

陈独秀是许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除了知道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并创办了《新青年》以及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外，别的就所知甚少了，这里也仅仅是介绍其早期经历。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由于自幼丧父，其启蒙教育是在祖父的教育下完成的，曾于1896考中秀才，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落第时，正值浙江巡抚廖寿丰和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被保送至“求是书院”读书。

《浙江求是书院章程》

“求是书院”是一所新式学堂，不同于以往的传统书院， 创办伊始首次招录了30名“举贡生监”，都是20岁以内已经取得一定功名的读书人，先由地方士绅择优保送，入学时再进行复试并择优录取，陈独秀由此成为“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第一届学生。

1898年，光绪皇帝推行百日维新变法，得到浙江巡抚廖寿丰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积极响应，因此维新变法在这两省得以推广，但变法失败之后，廖寿丰和陈宝箴都遭到了清廷的整肃，陈独秀也因言论有反清倾向而被开除。

陈独秀

陈独秀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积极地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因此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于1901年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亦乐书院”（弘文学院前身）学习，待日语等科目过关之后，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03年7月，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其后不久又回安徽创办了《安徽俗语报》，1907年再次赴日留学，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补习英语，后考入私立早稻田大学，但其并没有取得任何学位。

陈独秀从东京回国后，曾在浙江陆军小学堂任教，辛亥革命之后安徽独立并成立了都督府，由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陈独秀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成为安徽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1913年曾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捕入狱。

《新青年》封面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该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因陈独秀和《新青年》在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蔡元培于1917年1月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没有任何学位，蔡元培还特意帮其伪造学历以掩人耳目，《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移至北京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教授也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积极传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北京大学由此成为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2.理科学长夏元瑮

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浙江杭县人，其父夏曾佑是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五大臣出洋”考察时的随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和京师图书馆馆长。

夏元瑮曾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和上海“南洋公学”，1905年夏赴美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1909年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后，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马克斯·普朗克教授研修现代物理学，期间因清政府垮台而留学费用被取消，因而中断学业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严复聘为教授兼理科学长，与何育杰教授共同培养了北京大学第一届物理学本科生。

夏元瑮

蔡元培续聘夏元瑮留任理科学长，夏元瑮曾提出了《改订理科课程方案报告》，改学制为2年预科、4年本科，并增加实验课和选修课，使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进一步与欧美大学课程接轨。

1919年夏，夏元瑮以访问学者重返柏林大学进修，继续师从普朗克教授，并经普朗克介绍与爱因斯坦相识，普朗克让夏元瑮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而爱因斯坦正是从夏元瑮那里了解和认识了位于东方的中国，1921年3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各国教育及学术机构时，曾在夏元瑮的陪同下拜访了爱因斯坦，邀请爱因斯坦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京大学。

夏元瑮导师普朗克

1921年夏，夏元瑮携新婚德国妻子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执教，其理科学长曾在其出国之后由王星拱担任，夏元瑮还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与导师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始终保持通信联系，并曾多次致函爱因斯坦商榷访华事宜。

爱因斯坦在访问日本时，曾于1922年底和1923年初两次逗留上海，第一次逗留24小时，第二次逗留了48小时，但却未能访问中国任何一所大学，而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和北京大学也没有到上海迎接和接待爱因斯坦，由此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爱因斯坦夫妇在邮轮上合影

夏元瑮一生以教书为高尚职业，“因为人类最高智慧即科学，而传授科学知识的人就是教员，不可以教书匠妄自菲薄，社会官僚轻视教员的陋习，不足计较。”其一生无意高官厚禄，对官场陋习也极为反感。

3.法科学长王建祖

王建祖（1879—1935）字长信，广东番禺人，祖籍为江苏镇江，先祖到广东为官时迁居于广东，晚清重臣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学堂时，设头等学堂（本科）和二等学堂（预科），由伍廷芳和蔡绍基分别担任总办，王建祖考入头等学堂修习法科，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被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旧址

1900年，北洋大臣从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各选拔了三名优秀学生，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头等学堂的三名学生就是王建祖、张煜全和黎科，王建祖和张煜全学政治科，黎科学土木科，这三人中以王建祖最为年长，张煜全曾当过清华学校校长，黎科则因参加革命党起义时牺牲而不为人知，南洋大臣曾于1899年也向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了六名留学生，其中以章宗祥和杨荫杭为公众所熟悉。

有资料表明王建祖曾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攻读经济法专业，但缺少史料佐证，他曾于1906年秋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游学生考试并被授予“法政科进士”，从这一点来看，王建祖起码要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果仅是学士学位，通常情况下仅被授予“举人”。

1908年10月，王建祖作为清政府外交使团参赞，曾随特使唐绍仪秘密出使美国，直到1909年7月才回到北京，并被外派苏州担任财政监理官，1914年11月王建祖被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聘为法科兼商科学长，蔡元培掌校后续聘王建祖担任法科学长，直到1919年9月。

王建祖

王建祖老师伍廷芳与北洋政府决裂之后，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广东军政府成立时出任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伍廷芳邀请王建祖出任财政次长，协助伍廷芳打理军政府财政事宜，此后又出任菲律宾实业银行总经理、上海特区临时法院推事等职。

南京司法院旧址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成立时，由王宠惠任第一任院长，他邀请老同学王建祖担任司法院秘书，其后又相继担任最高法院推事和行政院第二庭评事等职，期间曾承担培训法官任务，他重拾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老本行，为学员讲授法律课程，期间曾翻译了一些欧美法学著作，并撰写了《基特经济学》、《经济学史》等法律书籍。

4.工科学长温宗禹

北京大学工科学长温宗禹是广东会山人，生卒年月不详，但他是天津北洋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却是不争的事实，曾与王宠佑、王宠惠、王正廷等人都是1899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是所学专业不同，温宗禹曾于1904年被广东省政府公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这是温宗禹同学王宠惠的毕业文凭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期内，曾数次提出过辞职， 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时，蔡元培四处奔波营救被捕的学生，为此曾向大总统徐世昌递送过辞职信，甚至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蔡元培离校时曾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校务，数日之后由评议会又选出王建祖、张大椿、胡适、黄振升、俞同奎、沈尹默等教授襄助温宗禹代行校务，可见温宗禹在北京大学教授中的地位和威望。

后来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停办工科，工科移交给北洋大学，而北洋大学停办法科，其法科移交给北京大学，温宗禹回母校北洋大学教授冶金学等工科课程，1929年初国立北京大学曾短暂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由心理学家陈大齐出任院长，温宗禹又被陈大齐聘为教授，其后履历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