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农韩洪涛

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的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自1948年11月初陆续入关南下，集结于冀东，协同华北野战军即将发起平津战役。

就在11月9日，中央军委自西柏坡发出一份给“林罗刘”的长达千字的电报，对平津战役的兵力部署、战役方略，包括歼敌的先后顺序，作了明确指示。相距十几个小时，即当晚23时，中央军委又作出一项决策：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前委成员，林彪为书记;从即日起，华北野战军及冀中军区的部队，统一归“前指”指挥。毛泽东主席为此给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去了电报。

辽沈战役总指挥是谁（平津战役总指挥是谁）

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开始铺开。总前委指挥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实施了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扫清外围之敌。11月22日，傅作义最为看中的手中王牌——第35军在新保安被全歼，曾被捧为“北国骁将”的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24日，张家口战役结束，守敌第11兵团除兵团司令孙兰峰化装成伙夫逃生外，7万余精兵被消灭在各个战场上。

作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感受到了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有的忙碌。两大野战军围绕着整个战役的战略部署，有待于他与林、罗、聂共同制定，一旦确定下来的具体部署，都要通过他去付诸实施。许多繁重而急迫的工作压在他身上：各个兵团、纵队的行动方案、粮弹供应、包括地方民运工作、各种各样的请示等等，都需要他批阅答复，真是日理万机。当然如此的繁忙，刘亚楼在内心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欢愉。他阔别国内战场七八年，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回到东北，回国不久就跻身于东北民主抗日联军的最高层，成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这支拥有百万精兵强将的大军，出关后一路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大快人心的战局发展，怎能不让刘亚楼心情振奋呢?

张家口战斗结束不久，12月11日，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指示总前委实施这样的战略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负责人在平津前线司令部合影。

刘亚楼最早阅读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打算自己送到林彪司令员那儿。正走到门口，忽然停住脚步，凝思了少时，又返身回到屋里，站在作战室的地图跟前。这是一张几乎占去了整个墙面的大军事地图，两支红色的箭头拖着扇形尾巴指向塘沽、天津。刘亚楼的目光就在两地之间的地方缓缓地移动，他的眼睛里还奇异地映现出这一地方的情景：塘沽以东、以北地形开阔，盐田连绵，纵横的河流，不能构筑工事，不便于大部队运动。他将目光移向连接海面的图上，又仿佛看到蒋介石的兵舰摆于海面，敌17兵团司令部就设于舰上，只要兵团司令侯镜如发令，塘沽的5个师守敌可随时登舰逃去。

刘亚楼的脑子里随即闪出一个念头：“不，塘沽之仗不能打!”可是，这个念头刚闪了一下，另一个意念又袭上心头：“这可是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呀!既然军委把攻取塘沽列为关切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必定有其不可否定的战略意义，难道自己能够超过中央军委的见地吗?”

刘亚楼愣在地图跟前，足有七八分钟才迟缓地转动身子，然而思维还没有完全解脱出来，仍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细细地琢磨着，末后决定暂将心中的想法压住，过几天再说。

就在12月14日，担任攻取塘沽、大沽的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给总前委发来电报，提出攻取塘沽势必使敌人迅速东逃，于战役不利，建议缓攻。

刘亚楼阅了这份电报，心里一振，不能先打塘沽的想法坚定起来。

翌日上午，刘亚楼乘坐军用吉普车，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攻塘前沿指挥部，先与邓华交谈了半个小时，然后由邓华陪着来到8纵和第12纵队，听取段苏权、钟伟两位司令员的意见。整整一个上午，刘亚楼才结束这次带着目的的实地考察，草草吃了中饭返回总部。到这种时候，一种“建议中央军委不打塘沽先夺天津”的决心，已经在这位参谋长心中形成，但与此同时，刘亚楼又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是呀，整个战役的关键战斗就要打响，在这种时候要求改变作战计划，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首先，这种建议是在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的情形下提出来的，让军委收回成命，该有多大的困难!弄不好有“不执行命令”或“抗命”之嫌。如果这样的话，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问题就大了。对于这一点，刘亚楼已考虑了许多次。但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意念紧紧攥住他的心，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刘亚楼回到总部，立即见了林彪司令员和聂荣臻司令员。(罗荣桓已赴西柏坡参加中央的会议)他向两位首长坦陈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听到刘亚楼讲完后，口里“呃”了一声，随即皱起眉头没有说话。

聂荣臻说话了，语气不无忧虑:“军委要求我们务必在东面先打塘沽之敌，这是含糊不得的，也不允许含糊。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

刘亚楼怔了一下，语气平缓地解释说“塘沽是敌人南逃的唯一通道。我们必须重视。问题是，先打塘沽在战略上不合算!仗打起来敌人必定死守，平、津之敌有可能增援以至倾巢突围，到时候将是一场恶战。问题更大的是，敌人不死守的话，后果就严重了。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军舰上，能老老实实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枪一响顶多打死二三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让我们付出偌大代价，这合算吗?”

刘亚楼越说越有些激动了:“拿下塘沽，控制海口，固然能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打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必须攻打平、津两处。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只有打天津合适。这样把打塘沽与天津的顺序调换一下，对我们是大有利的。”刘亚楼说到这里暂作停顿，目光有些不安地落在两位首长身上。

“你再说具体一点，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这是聂荣臻的发问。

刘亚楼显然有所考虑地作答:“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的心腹陈长捷防守，我们打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的痛处了。第一，他们从海上逃走就几乎不可能了；第二，傅在北平的20多万人马，不接受我们的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而歼，这叫逼和；与之相反，如果我们先打塘沽，有可能让敌人不战而逃，我们则无法堵住，这就得不到预期战果。”

坐在藤椅上一直静听的林彪，待刘亚楼说完，语气有些不同往常地说:“先打塘沽还是天津?这个顺序弄不好，势必影响到整个战役呢。”

刘亚楼和聂荣臻都明白林彪这话的分量，均是一时无从答话。

◆天津战役中，我军战士正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天津城防。

这时的林彪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着，口里喃喃有声：“天津—塘沽?塘沽—天津?”

好几分钟后，聂荣臻缓缓说道：“我到西面指挥平张作战的几天来，也想到过打平、津、塘从哪儿下手的问题，觉得打塘沽的时机需要斟酌。只是平张战斗太紧张，来不及细想，没有形成腹案。现在听亚楼提起，甚觉有理。”

林彪的独有性格在这种时分得以展现，他像无视刘、聂在场那样旁若无人地把手按在桌上，眉头紧蹙着凝思了二三分钟，才抬起头，以不高的声音说道：“参谋长考虑得对，这个顺序是可以变换一下，向军委发报吧。”

刘亚楼听到这里，一直有些悬着的心落到了肚腔，林彪毕竟是重要的决策者啊。这时候的聂荣臻也点首而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共产党人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君命’与实际不符，则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拿出自己的主见。”

连林彪也友善地点了点头，口里“嗯”着附和了一声。

12月29日上午11时，由刘亚楼起草，经林彪签发的给中央军委的长电报，化作电波传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电报发出之后，刘亚楼总觉得心里有些悬着，尽管事务那么忙碌，脑子里还忘不了这件事，到了晚上11点钟，他仍然不想去睡，脑子里挂记着“军委怎么还不回电呢?”

就在刘亚楼内心焦虑难安的时候，是晚23时后，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是致“林聂刘”的:“同意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5个纵队先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阅完电报，心情激动，立即唤来值班参谋，交代说“林总没睡的话，就送上去。”

翌日清早不到7点，刘亚楼来到林彪住处。

“林总，我有个请示。”

“哦?”林彪的目光和声音都有些狐疑。

刘亚楼的神色有些庄重，说道:“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先打天津，我请示党把攻城的指挥任务交给我。”

“难怪你积极地要求先打天津，原来是有‘野心’的呀。”林彪以很少有的笑容说道。

刘亚楼语气诚恳地回答:“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平津战役一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就基本完了，很难有大仗打，我想借此机会锻炼自己。”

林彪心情很好地点头，回道:“我知道，你的心早就痒了，早就想单独指挥一个大的战斗，这好嘛。你来东北时，我就说过，会给你机会的。”林彪说完，又想起什么，再道：“亚楼，你可是扭动了‘乾坤’呢——平津大战的‘乾坤’。”

刘亚楼听得一怔，旋即明白，有些不好意思地回道:“我只是心里这么想的，还是你和聂总决断的嘛。”他说完见林彪“嗯”了一声，便告辞转身出门。

刘亚楼自告奋勇担任天津前线总指挥后，对战役的方方面面作了认真思考，如蒋军空降增援、或派海军运兵到塘沽袭我后背、还有敌人据守外国人楼房是否坚决进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由总前委上报中央军委。军委接报后很快作答：“同意刘亚楼所提各条建议。”

◆1949年1月，攻城总指挥刘亚楼在天津战役中指挥部队攻城。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北野战军6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出席会议。刘亚楼提出的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再围歼，先吃肉再啃骨头。会议特别就炮兵和坦克与步兵的配合，作了详细研究。这次攻津战斗，参战的炮兵、坦克比任何一次都多，还有工兵参加攻坚作战。刘亚楼已经为这种各兵种的协同作战，编写了《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到各连。

1月8日、9日，攻城部队按照刘亚楼命令对城外守敌发起攻势，两天内全部扫清天津外围之敌，使陈长捷的军力折损了一万余人。

刘亚楼一直在苦思最佳的攻城方案。他想如果能将敌军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兵力空虚，然后从东西方向攻打城区中心，将天津城拦腰斩断，战斗将对我有利。可是，陈长捷亦非等闲之辈，会按照我军的调遣把部队主力放到城北吗?刘亚楼决计先给敌人一个疑兵计，下令各纵队将大口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夜间向北边移动，布设阵地，摆出从城北发起强攻的姿态。解放军的重心北移之行动，第二天就为陈长捷所侦悉。但生性多疑的陈司令官生怕轻易上当，便命人凑起一个“工商联合代表团”，以斡旋谈判为名前往天津以西的杨柳青，刺探我军的攻城准备和主攻方向。刘亚楼正担心陈长捷不会轻信，听说有这么回事，决定来个将计就计。

陈长捷的“工商联合代表团”在杨柳青干等了一个来小时，才见到风尘仆仆赶来的刘参谋长，只见他的吉普车沾满了泥浆，其大衣也落了一层尘土。刘亚楼连声道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我一路紧赶，经过宜兴埠，沿路坑坑洼洼，汽车差点出不来。”混在代表团当中的敌参谋人员心中一计算：刘亚楼的车走了1个小时，证明是从北边杨村来的。谈判中，代表团的这些人虚假搪塞，刘亚楼洞悉其奸，针对性地予以周旋。

1月12日，陈长捷安排了再次的出城“谈判”，以进一步探测我军的主攻方向。刘亚楼明了对方的用意，临时安排了一次炮兵试射，以便更加坚定陈长捷“共军主力在城北，北城是主攻方向”的判断。

陈长捷欲借谈判拖延时间并侦探我军的主攻方向，非但企图不能得逞，反而中了刘亚楼的计。这期间，虽然守敌通过多方侦察，怀疑我军指挥部在杨柳青，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西南面，也派飞机轰炸过杨柳青，但“蒋干盗书”后的陈长捷，仍把我军主攻方向固定在城北，按此部署将主力151师从市区中心调到城北，造成金汤桥核心城区的兵力空虚。战后被俘的陈长捷不禁跌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中央军委要求刘亚楼在3天内攻夺天津，而林彪司令员只限定48个小时结束战斗。刘亚楼表态时却是那么气吞山河：“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们有了1300门大炮和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保证在30个小时内把天津敌人打趴!”林彪和聂荣臻深知刘亚楼不是说大话吹嘘的人，信任地点首称好。

◆会师金汤桥。

对天津的总攻定在1月14日。根据当日浓雾得在上午9时后才能消散的气象，刘亚楼定于上午10时发起攻击。10时整，雾气散去，紧急撤回的各个炮兵部队，按纵深梯次分布为4层，对准各个敌方阵地。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升起，我军的1300多门火炮同时怒吼，向预定目标进行轰击。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压倒性炮火展示自己的神威。随着“破坏射击”“压制射击”“克服护城河射击”“向纵深推进射击”的“四重奏”，敌人的阵地一个个被摧毁，陈长捷苦心布置的“天津大碉堡”，被打得稀巴烂。炮击之后，各个纵队按照预定目标发起了凌厉攻势。打到当晚9时，从西城区打进来的我军已打到金汤桥，与东面部队会合后，实行猛烈的分割穿插战术。至1月15日凌晨，我军攻占了守敌最大的军事要点海光寺，接着打进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经过两个小时的血火鏖战，我军从院外打到里屋，冲进了地下室，把冒着青烟的各种枪口，逼在几十个军官面前，使之惊惧失色，其中有傅作义寄以厚望的“悍将”——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

攻城战斗打响后，被陈长捷调到城北加强防守的敌主力151师，半个小时后才察觉出北面并非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欲重新折回城中心，但已被东北野战军的助攻部队钳制住。该师在北城阵地坚守了12个小时，发现已是陷入被围遭歼的绝境，又见守城的大势已去，只得放下武器受降。

随着敌151师的缴械投降和陈长捷在地下室被我俘虏，至15日下午3时，整个攻城战斗全部结束。刘亚楼计算了一下时间，我军以29个小时攻占了天津，歼灭守敌13万余人。

攻克天津的硝烟战火尚未散尽，刘亚楼命令第12纵队迅速逼近塘沽，于1月16日下午向守敌发起攻势，突破前沿阵地后向纵深推进，攻夺新港。果如刘亚楼事先所料，侯镜如惧怕被歼，急率主力5万余人登舰南逃。但其后尾动作稍慢，被解放军歼灭3000余人。

中央军委接到天津被克的战讯后，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拿下了天津，华北的问题解决一大半了。”说到这儿，他的心头涌上一种感慨，声音沉缓得多了:“天津之役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是刘亚楼在紧要关头上献上良策，他把先打天津再打塘沽的顺序这么一倒，战局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可以说，平津战役的‘乾坤’给刘亚楼转动了一下。”

战争谋略在战役中的凸现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所谓“棋高一着转乾坤”。刘亚楼在大战前夕勇于谏言，使中央军委重新决策，更改方略，这对于天津战役的取胜奠定了基础。此役是我军有史以来最著名、最漂亮、最快速的一次攻坚战，对于平津战役来说是关键性的一仗。刘亚楼堪称精湛的军事谋略和对党负责的可贵精神也见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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