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掌在面对关东军联合讨伐下，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

曹操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三国人口（三国人口损失多少）

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

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

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

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

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

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

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

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

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

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263年，蜀国有1082000人

；魏国有4432881人

；公元280年，吴国有2562000人

，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7672881人

现代学者认为三国末期约有3000万人，三国初年约有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

部份豪强世族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

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

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

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

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

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

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

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

214年，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

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

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

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

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

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

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

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东吴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

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

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

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

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

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

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

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