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帝国：第一帝国为秦汉帝国，第二帝国为隋唐帝国，第三帝国为明清帝国。

第三帝国的灭亡（第三帝国的灭亡豆瓣）

秦汉帝国时代，世界上有两大帝国集团，一个是秦汉帝国，一个是古罗马帝国。秦汉帝国是中国国家的奠基期，它影响着整个世界格局。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统一文字是在秦朝。随后的汉朝发生了五大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存在起着奠基作用。

第一，《过秦论》。汉代早年检讨秦朝“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错误，于是建立了“柔合执政、无为而作”的政权形态。这是一个文化贡献，从而使得汉朝前后历经四百年的稳定。

第二，拾遗校勘。秦朝“焚书坑儒”，西汉早年把那些老文人叫回来，重新把民间片言只语的残稿，以及民间文人背诵下来的文字重新复原。这就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子百家以及中国先秦文化典籍。

第三，独尊儒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中国儒家文化在政权中确立。

第四，司马迁作《史记》，以历史的方式把中国的血缘道统建立。“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个说法，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确立的。

第五，佛教在东汉中期传入中国，儒、释、道之大观完成。

汉代在中国的文化再造和国际奠基上，一点都不亚于秦朝开国的分量的原因。第一帝国的中国勃勃生机，走在上升道上。中国作为东方文明之异端，和古罗马遥相呼应，成为世界文明最突兀的一支。

第二个是隋唐帝国。隋唐帝国的开放态度，使得隋唐帝国早期和中期极其繁盛，唐玄宗李世民击打突厥，把突厥从中国的北部赶向西方。这就是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这个“土”的来源。突厥被赶过去，刚好这个时候伊斯兰帝国兴起，突厥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奴隶军保留了下来。而在蒙古大军打掉伊斯兰帝国以后，突厥势力崛起，由此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唐代对世界格局影响到这种程度，而且唐代中国开始跟伊斯兰帝国对接。

这个时候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帝国——伊斯兰帝国和唐帝国构成世界的两极。这两大帝国碰撞，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之战。由高仙芝带领的一支军队，跟大食帝国在西域相撞，高仙芝惨败，三到五万军队全军覆灭。于是中国新疆西域原来信仰佛教的区域，全部改信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莫高窟你看到的都是佛教的东西，而今天那一片地区的人却都信的伊斯兰教的原因。这一场对接产生了两个效应：一个是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包括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二个是中国的丝绸之路从此中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时代。

宋元这个朝代，就成为了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转进的一个重要契机。

第三帝国，明清时代，中国一路衰败。清朝有一个很骄傲的一段历史，这就是康乾盛世。可恰恰是在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社会转型和新思想全面生发。从哥白尼到牛顿，从洛克的《政府论》，主张主权在民，到孟德斯鸠的法意——主张三权分立，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一直到约翰·穆勒的“代议制”讨论，再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一些重大思想奠基在西方造成社会突进，恰好发生在康乾盛世的前后。

康乾盛世恰好是中国走向弱势和彻底败落的一个时间段。明清时代的败落，以中国宋元走到文明最高端开端。一个走到极致的状态，是一个最危险的状态。人类今天的文明也走到极致，它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将会发生。

宋元时期，中国四大发明全部完成，而且开始向西方输出，以至于李约瑟博士说“谈到11世纪，我们有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宋代不仅在经济上如此发达，它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格局上也达到相当的高度。

第一，宋代城市已由行政中心趋向工商中心，“城市”的“城”和“市”是两个概念。中国的城市是先有“城”后有“市”，就是先是一个行政中心，大家向这个地方集中，人口密度变高，于是商业交换也都在这个地方开始随后发生。但是，西方的城市是先有“市”后有“城”，它是先有人在那个地方发生商品交换，人口密度增高，然后逐步建立成一个城市。

第二，宋代时期，文官政治、科举制度抑制军国的局面全面发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来“杯酒释兵权”，开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于是造成了宋代有一百二十万以上的常备军，由于兵无常帅，帅无常兵，也就是将帅不断地调换，导致将帅和军队之间隔膜，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却不断打败仗。宋代面临的北部压力极高，金、辽、西夏、蒙古，最终北宋消灭退到南宋，最终南宋又被蒙古消灭。

第三，赵匡胤的这个做法，中国当年就进入文官政治。人类文官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所有国家的国防部长全都是文人担任，文官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一个东西发展到极为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它却会丧失前途。中国的科举制度早在上千年前就已经步入成熟，它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第四，法国建立这个制度都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逐步建立，只不过是近代两百年内的事情。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却消灭了中国的贵族这个阶层，它使得社会上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考试进入社会上流，管理社会，于是贵族阶层被消灭。而英国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就是大庄园贵族制，也就是贵族对王权形成牵制。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第一次出现“王在法下”的局面。贵族对王权的牵制，使得王权和国家的力量不至于过于极端，压制民间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第三等级能够抬头的重要因素。宋代发展到那个极致，发展到极早的文官政治的成熟，反而成为中国后来社会发育的一个障碍。

第五，到宋代，中国社会既没有神学压抑，而西方这个时候还在黑暗的中世纪，完全是神性压抑人性。中国自古无神论，没有神这个东西压抑，然后政权又温和化、文官化。于是中国民间意识形态将宋词文化全部世俗化。而西方这个时候一切文化都是对神的歌颂，叫“颂圣”。于是中国世风出现以人伦人欲为天理的格局，它的整个社会文化表达得极为现代化。但是它却出现了一个现象，可以称之为“朱熹现象”。朱熹能够出现表明中国传统已经进入工商业文明前期的基础和底子，却居然是农业文明的整个架构和思想文化。

第六，近代在中世纪前后，我们会发现西方和中国出现了两个背反运动，西方文艺复兴找回古希腊，结束黑暗中世纪开始勃兴；中国在南宋时代，朱熹也找回了中国古文化，结果中国现代化的萌芽被掐断了。西方有一个前存已经丢失的文化种子，古希腊文化，它把这个文化找回来，居然打散整个中世纪的黑暗，迎来现代的勃兴；中国也把自己的古文化找了回来，居然把中国宋代出现的现代工商业文明萌芽全面阻断。

如果人类今天或者将来，能够在更大尺度上解读天人合一，中国早年的这些文化种子如果能被找回来，它也预示着中国文化又多了一个在侧面上不走向盲端的思路启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