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飞抵洛阳后,就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了。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昂。

苗剑秋（苗剑秋简历）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26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周警戒,张遂即失去自由。

蒋介石背信弃义,竟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

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

9、10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10日,红二十七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感动。

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11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并听命于杨虎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龙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十七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它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1月13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

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

不论那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均东北军军长)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提出三点建议:

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

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

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杨虎城两次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判,都无结果而回。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

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话。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这时周恩来觉得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个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当时紧张复杂的情况,无不忧心忡忡。

1月27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首先陈述他们的意见,大意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中心,他不回来,团体无人领导,必致瓦解;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无法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张不回来,决不撤兵,蒋军如再进逼,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

周恩来听后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很明显,战争打起来,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副司令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应当知道,打起仗来,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与蒋介石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也永远不会忘记。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周恩来刚说完,苗剑秋(苗有个绰号叫“苗疯子”)就大哭大闹,乱说了一阵疯话,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

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没过几个钟头,南汉宸也到张公馆来,报告杨虎城找他谈话的情况。南说:凌晨三时,杨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谐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南汉宸认为杨虎城这番话,不是对他个人讲的,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代表讲的。周恩来觉得事态严重。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南汉宸又向周恩来报告,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由董英斌代他主持。

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前途也危险了。何讲完,应德田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他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是不敢的。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为了营救副司令,不惜坚决打一仗。这时会场议论纷纷,空气极度紧张。

与会军官在愤激的情绪下,都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由到会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和少壮派已经闹翻,无法说服他们。于是1月30日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应由他来作最后决定。于学忠来到西安,两方面都向他申述理由,使他左右为难,但他还是主和的。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而我们的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而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

会议作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从总部发电报告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根据上述的决定,分别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从延安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