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著名作家、学者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一起赴法国巴黎留学，于1935年同获博士学位。冯沅君回国后极少提及在法读书的情形，至于其博士学位论文，学界更是一无所知，或言戏剧研究，或言诗学研究，但都没有资料支撑。袁世硕、张可礼两位先生编纂的《陆侃如冯沅君合集》基本囊括了目前学界所能见到的包括冯沅君文学创作在内的所有著作，但因为缺少冯沅君的博士论文，编者深以为憾。《合集》第一册“前言”部分“冯沅君传略及学术贡献”中说：“遗憾的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冯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什么。”第十五册“陆侃如、冯沅君论著创作译著年表”的“有待查考、未编年部分”中也注明缺少冯沅君在法国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留学法国是冯沅君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近日，在山东大学关家铮先生的帮助下，笔者得见这份珍贵的资料，今聊缀数语，对其学术史意义略作叙述如次。

一

冯沅君的博士学位论文用法文写作，标题为LATECHNIQUEETL’HISTOIREDUTS’EU，中文译为《词的技法和历史》，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是巴黎大学文学院。论文署冯沅君的本名冯淑兰（FENGSHU=LAN），身份为北京大学原讲师、女子师范大学文学学士。

《词的技法和历史》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词的词牌、韵律、修辞等基本知识和作词的技法规则，第二章至第五章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从唐末五代到清代的词学发展史，并对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简要论述。正文前有“前言”，后有中文对照索引，以及用法文写作的参考文献（列出了主要词人的著作及版本）。冯沅君在“前言”中阐明她的研究动机：

“词”是中国诗歌的一种主要体裁。但它在欧洲却并不为人所熟知，据我了解，（在欧洲）既没有“词”的翻译也没有词的批评研究。即便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关于“词”的系统研究也微乎其微，但几乎所有的文学院都会教授“词”。这就是我进行该研究的动机所在。

由“前言”可知，冯沅君选择以词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于欧洲对于词的了解不多，更没有词的翻译和批评研究，因此，她要补齐这块短板，向海外的学者和读者全面普及词的知识。

冯沅君赴法之前的词学研究重点是词人生平和作品风格，而对于词的形式技法则未给予充分关注。在《词的技法和历史》中，冯沅君改变了这一格局，开篇第一章“词的技法”就是对词的形式的探讨。“词的技法”分为“词牌”“调式、声调、押韵”“音律”“词的修辞”四部分。冯沅君认为，词是诗歌的一种，但词的作法不同于其他的诗歌形式，她做这项工作意在让读者了解词独特的表达手法。她对词牌的定义、类别、来源做了叙述，认为就创作词牌而言，音乐人的作用比词人重要，但音乐人由于自身社会地位低下，经常会被忽略掉，而且通常情况下音乐人并不会创作词句，因此他们的作品被遗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冯沅君介绍了词的调式，并根据戈载的《词林正韵》列举了词的19个韵部。她梳理总结了苏轼、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等人使用最多的词牌，认为不同的词牌都有其独特的调性，在词牌的调性和根据这一词牌创作的词作的风格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冯沅君认为，音律在“词”中的作用要比在“诗”（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中重要得多，她推荐万树的《词律》和《钦定词谱》作为参考资料，并以词人的具体作品为例讨论词的音律。冯沅君从词句的结构、词语修辞和思想修辞以及诗性的语言几方面探讨了词的修辞问题，列举了倒置、反复、譬喻等八种词语修辞和影射、拟人、夸张等八种思想修辞。冯沅君强调，她无意于对词的技法和规则做完整的论述，只是想给予那些想要创作或者阅读“词”的人以必要的信息。

二

《词的技法和历史》将词的历史分为“词的产生”“词的兴盛”“词的衰微”“词的复兴”四个阶段。冯沅君认为，唐和五代十国是词的产生期，出现了两个代表性流派：一派是精致之风格，开创者是温庭筠，于九世纪中期产生，十世纪后期衰落；另一派是简洁之风格，代表人物有韦庄、冯延巳和李煜，产生于九世纪末期，直到北宋时期仍然繁荣。她对温庭筠的评价是：“风格的矫饰是作者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不足。我们经常着迷于温庭筠用词的华丽，但有时又厌倦它们的晦涩”，“尽管他的词作十分晦涩，温庭筠仍然是所有致力于词的创作者中最伟大的先驱。”冯沅君也关注到敦煌千佛洞中的藏书，她引用《彊村丛书》《敦煌零拾》，对那些无名作者创作的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虽然作品的风格欠雅致，但其中包含的感情却是深挚感人的”。对十国的词人，冯沅君重点评述了韦庄、冯延巳与李煜这“三位伟大的作者”，认为韦庄的才能充分体现在有关他旅居江南的词中；冯延巳那些表达爱情的痛苦或者赞美牺牲的美好的词作中，真挚和热烈的情感直击读者灵魂，其影响几乎遍及宋朝初期所有的词人；认为李煜对痛苦的深刻体验和真实描写是他成功的原因。

冯沅君打通北宋、南宋的界限，将宋代定义为“词的兴盛期”，认为这一时期词人数量和传世作品众多，词得到了普及，成为个人表达感情的常用形式，其形式也越来越成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评论家。她将宋代词人分为“周派”“苏派”“辛派”“姜派”“独立词人”五类，认为周派的文学功绩在于发展了慢词，并且创造了新的词牌。其特点是情感热烈、描写细致、表达精练和用语通俗，张先、柳永和欧阳修是这一派别的首创者，周邦彦是领导者。冯沅君认为，周邦彦有能力创造既工巧又新颖的表达，尤其精于融化前人词句，创作了一些超越所有前辈的词，这些词预示了姜派的产生。“在所有词人中，没有人像他一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冯沅君给予周邦彦极高的评价。

“苏派”的创始人是苏轼，追随者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和向子諲。苏派与周派分庭抗礼，开创了豪放的词风，标志着词的一次解放。冯沅君认为，苏轼在词中描述所有能给予他灵感的内容，也把一些散文的表达引入他的词中，其风格是豪迈、刚毅、充满力量的，他的作品是他正直而坚定的性格的反映，“读者们被某种美所吸引，但不是世俗的女性之美，而是高山之美，大河之美，一种在其他的词人身上找不到的美”。

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是苏派的继承者，他们开启了一个转向和延续，使得主题变得更加多样，表达更加散文化，风格更加遒劲。他们不甘于仅仅做个词人，而是在作品中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和描绘自己的英雄梦想。冯沅君指出，辛弃疾善于在他的词中融入前人的作品，还经常使用通常只是被用于散文中的字和短语。针对辛弃疾受到的恃才傲物以及他的词太散文化、缺乏诗意的批评，冯沅君辩护道：“他的天赋使得他可以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他的作品具有骑士般的优雅以至于读者忘却了他的弱点，如果他有的话。”

“姜派”的领导者是姜夔，拥护者有史达祖、吴文英、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和张炎等。这个词派将音律视为重中之重，同时也没有忽略修辞的规则，他们非常接近周派，但是绝对禁止色情描写。冯沅君对姜夔为南宋词的光辉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他过于突出音乐和修辞的重要性，为后来的词人开辟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冯沅君将晏氏父子、秦观、贺铸、李清照和范成大作为“独立词人”分别加以论述，她认为李清照是宋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

三

《词的技法和历史》除了论述词的高峰期，还将研究视野投向金、元、明、清，鲜明体现出冯沅君文学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在出版于1931年的冯沅君与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中，词的研究是“近代史诗”的一部分，分为“李煜时代”（中晚唐、五代十国）、“苏轼时代”（北宋）、“姜夔时代”（南宋）三篇。冯沅君秉承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只叙述词的“光荣时期”,在论完张炎之后便宣布“词的光荣的时代到此已结束了，以后便是散曲的时代了”，对于宋代以后词的情况只字不提。出版于1932年的冯、陆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也只谈宋词。虽说《中国诗史》立意不在于建构一部完备的中国诗歌通史，但摒弃成就很高的清词，未能展示词史的整体面貌，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虽然在《词的技法和历史》里冯沅君仍然认为“曲”（戏剧化的诗）这种新文学体裁的盛行，使得包括词在内的其他文学体裁或多或少都被忽视了，但是她打破了《中国诗史》只论唐五代词和两宋词的局限，承认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并沿着词的发展脉络向下追踪，将金代、元代、明代作为词的衰微期，将清代作为词的复兴期。她说：“就像散文、戏剧和‘诗’（真正意义上的诗）一样，元代的词也可以说是前两个朝代的词的继承者。”她列举了元好问、白朴、赵孟頫、张翥等名家的词作，并将后三位称为元代的“大师级词人”。

冯沅君对金、元、明三代的词人评价并不高，认为他们只是模拟前人而无自己的创造：“韦庄和李煜的影响体现在赵孟頫、陈子龙等人的作品中；苏轼和辛弃疾的影响体现在元好问、白朴、高启等词人的作品中；张炎和史达祖的影响体现在张翥、仇远、杨基等的作品中。但是，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能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虽然如此，肯为金、元、明三代的词作史，对于冯沅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冯沅君高度评价清词的成就，认为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大家。她将清词分为“陈派”“朱派”“纳兰派”，其中“陈派”代表人物是陈维崧，主要成员有吴绮、万树、黄景仁、张惠言和文廷式，传承自苏轼和辛弃疾；“朱派”代表人物是朱彝尊，主要成员有曹溶、厉鹗、项鸿祚、郑文焯等，传承自周邦彦和姜夔；“纳兰派”的代表人物是纳兰性德，主要成员有彭孙遹、王士祯、顾贞观等，传承自韦庄、冯延巳和李煜。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将王国维作为“纳兰派”的成员来讨论，认为他非常善于表现爱情的痛苦和赞颂牺牲的美好，风格接近冯延巳但更为雅致。

《词的技法和历史》对清词的关注不限于词人和词作，冯沅君专列一节“批评研究”来讨论清词的理论批评，介绍了《词律》《钦定词谱》《词林正韵》等关于词的技法方面的研究著作，以及《词综》《历代诗余》两部词选，《词苑丛谈》《词林纪事》《听秋声馆词话》《赌棋山庄词话》和《人间词话》等词学批评著作。

冯沅君对词的未来作了展望。她认为“新诗”“自由诗”“散文诗”等新文体的兴起打破了诗、词、曲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就一直恪守着的规则，词在某种程度上被宣判了死亡。冯沅君悲观地断言，试图复活词的“新词”运动注定失败。词的研究只是一种历史研究，“词”这一术语也将成为过去式。

四

《词的技法和历史》可看作冯沅君词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冯沅君开始以古人治经史之学的方法和精神来治词，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和《语丝》发表以《南宋词人小记》为总题的七篇考证文章，包括研究周密的三篇：《周草窗年谱》《周草窗朋辈考》《周草窗词学之渊源》，研究张炎的三篇：《玉田先生年谱》《玉田家世与其词学》《玉田朋辈考》，附录研究张炎曾祖张镃的《张镃略传》，对周密、张炎的家世、生平、交游、词学渊源和创作情况进行了深入探究，尽显其文献考据的深厚功力。这是冯沅君词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中国诗史》是冯沅君词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她在文献考据和传统诗学品评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比较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辅以精警透辟的评论，构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近代诗史”的宏大图景。《中国史诗》对词的论述非常学理化，每一篇由“导论”引起，包含历史背景和鸟瞰总论，涉及作家、作品等具体问题时，多引诸家之说加以考证辨析，其结构框架与学术观点奠定了后来词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在兼顾史的线索与风格流派上，《词的技法和历史》承袭了《中国诗史》。但是，以词学知识普及为主的创作动机，决定了《词的技法和历史》的写作风格，即舍弃那些略显烦琐的综述和引证文献，代之以简洁平实的描述性语言，力求高度凝练地讲清楚词的形式技法和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史。其作为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并不因知识性和普及性的行文风格而受到影响，论文中中文索引多达两千余条。另有五百余条脚注，对涉及的人物、著作、职官、地理等文史知识进行解释说明，其中大多是中国读者习见的常识，例如，把“翰林学士”注释为“类似于法兰西学院院士”，把“赋”注释为“有韵律的散文”，极大方便了西方读者的接受。

《词的技法和历史》既是冯沅君词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也预示着其学术历程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后，虽有零星论文发表，但冯沅君已不再系统从事词学研究，而是独辟蹊径、开疆拓土，以会通中西的眼界，以历史考证的方法，开启了戏曲俗文学研究的光辉旅程。

（作者：车振华焦宏丽，分别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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