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达父（1870—1934年），名若瑔，字达父，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前清法政科举人，曾任贵州省立法院临时副议长、贵州省法院高等审判厅刑庭庭长、贵州省政府顾问等职。余达父是大屯彝族土司家族第十一代传人，也是大屯彝族文学家族“百年家学” 的第四代传人。他上承叔曾祖余家驹、伯祖余珍、祖父余昭、祖母安履贞、生父余一仪祖孙三代，下启次女余祥元、侄孙余宏模等两代，以自己在诗歌、散文、楹联、学术、随笔等方面的创作成就，集“百年家学”之大成而且发扬光大之，成为毕节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贵州著名学者戴明贤先生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称余达父为“彝族杰士”。

余达父《邃雅堂诗集》十四卷，内收诗歌610首，其中七律275首，七绝157首，七古47首，五律55首，五古76首。除五言绝句外众体皆备，像杜甫一样“转益多师是吾师”，既有量又有质。七绝、五律、七律写作技巧高度娴熟，内容形式相得益彰；七古、五古尽显名家、大家气象，既艺术再现风声雨声读书声，又忠实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余达父诗集中的精品力作，既是诗人之诗，又是学人之诗，旧瓶装新酒，久而弥醇。国学大师罗振玉、柳诒徵，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曾任贵州印江知县的川籍前清进士、古诗文学家刘贞安，黔中“沙滩文化”巨子黎庶昌弟子、四川泸州文化名人万慎子，都曾为余达父诗集作序，高度评价其人其作。2011年10月，由毕节学院人文学院编撰、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黔西北文学史》（获2013年贵州省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更是将余达父誉为“黔西北文学史上的杜甫”。

余达父是毕节历史上尚有完整文集传世的文学家之一。其《罂石精舍文集》四卷收散文41篇，其中墓志铭12篇，书信、电文10通，策论、政论5篇，诗文集序4篇，祭文2篇，寿叙2篇，“记”3篇，祝词1篇，题画1篇，题像1篇。读其散文代表作，能不时感受到古代诸多大家名家的文章气息。余达父散文亦文亦诗，规行矩步，学识渊博，宏深醇雅。读其政论仿佛贾谊、苏洵；读其记叙类文字仿佛韩愈，读其闲情逸致类文字则有如苏轼；而其学贯中西、“开眼看世界”的一些远见卓识，恐为贾、韩、苏诸公所不及。

余达父《蠖庵拾尘录》二卷，共79则，是郦道元《水经注》、顾炎武《日知录》一类学术随笔。“古学多奥窈，新理在精神。”余达父以其在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史学等多方面的丰厚积累，为毕节也为贵州文化史留下了这两卷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专著。“吾人读书贵卓识，古今薄爱失差等”，《蠖庵拾尘录》集中体现了余达父“早治经韵，穷研子史”的学术功力，即便是贾逵（东汉著名经学家）、裴松之（南朝宋历史学家，为陈寿《三国志》作注）、段玉裁（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翁方纲（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康有为、冯武（清代藏书家、刻书家）这样的大家、名家，余达父也旁征博引大胆质疑，指出其著述中的“通人之谬”或“贤者千虑之一失”。 《蠖庵拾尘录》虽不足万字，但知识视野辽阔，古今中西新旧学问兼而有之，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缜密，值得后辈学人效法继承。

大约在1931年前后，余达父在毕节大屯居家著述，成就之一是将由叔曾祖父余家驹首创、祖父余昭续撰并作注的《通雍余氏宗谱》续修完毕，不仅留下了余昭、安履贞、余邃初、余若烿等十数人的生平行述，还在余氏家族原有8字派(pài)行(háng)的基础上新编派行96字，为我们今天研究大屯彝族土司庄园和余氏文学家族留下了宝贵资料。余达父遗著中的《罂石精舍联语录存》，现存对联近20副，虽然其中有三四副有部分字句脱落已非完璧，但余达父所作对联无不平仄和谐，对仗工稳，内涵深沉隽永，读者仍能从这些联语中感受到余达父深厚的旧学功底。

除《罂石精舍文集》和《蠖庵拾尘录》外，余达父还留下了一部《且兰考》，2011年5月作为“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专著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分“且兰旧事考”“且兰历代建置考”“历代世系考”“且兰历代建置总表”四个部分，附录《夷族土司礼仪论》，以汉文典籍参照彝族历史文献，研究彝族的发展历史。按周素园先生所作序文中的表述，《且兰考》只是一部未竟之作：“大抵搜辑材料，采摭群言，是为著作家一般之初步工作。”读《且兰考》，我们可以知道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起周迄清的历史变迁情况以及诸如诸葛亮南征、朱元璋调北征南、奢香内附开龙场九驿、明末奢（崇明）安（邦彦）之乱、清初“改土分流”的一些历史细节。

“古石生灵草，长松鸣异禽。”（民国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书赠）余达父平生“以文章交游天下士”（《葛崇纲墓表》），在国内外有上百位诗友文朋。除上文提及的罗振玉、柳诒徵、袁嘉谷、刘贞安、万慎子外，黄侃、苏曼殊、郁曼陀、杨绂章、葛亮维、平刚、周素园、安舜钦、吴慕姚、乐嘉藻等，都堪称其知交诗友。余达父与当时毕节城“葛家进士第”、杨家公馆等文化教育世家的亲密交往，更可谓贵州彝、汉交流史上的佳话。作为毕节历史上最早的留学生之一，1906年、1907年、1917年，余达父三次出入日本，留下诗歌近四十首，描写记述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学、所读、所思、所感，内容涉及日本风物名胜、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等，很有研究价值。余达父“博识能文，好吟咏，与日本诗人森槐南结诗社。辄主其盟，故颇负时望”（ 平刚《余健光传》）。在日本留学期间，余不仅与森槐南等“思古吟社”成员有诗交，且“辄主其盟”，多次参与了明治朝全日本最重要的汉诗社团“随鸥吟社”的雅集酬唱。“随鸥吟社诸君，多一时耆宿”（以下引文均出自余达父作品自注）。“倭中文士泰斗”、伊藤博文“秘书”森槐南，“倭中文士泰斗”“诗最后成，亦最工”“书法为日本最有名者，画亦佳”、时任“随鸥吟社”社长的永坂石埭，“经理邮船会社”的“侍郎”永井禾原、“自号梦舟居士，能汉诗文有著集，喜与文士（宴）游，且雄于赀（资）”的塚原梦舟，“量才诗将”近藤恬斋，“倭名士也”的静罔村松研堂，还有土居通豫、结城蓄堂等，都成了余达父的异国诗友。“交谊彻金石，千载永不磨。结此文字缘，融合汉与倭。”在《永井禾原将游清韩，招同人留别来清阁，即席赋诗饯之》的结尾，余达父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对日本友人的深挚情谊，希望通过结文字缘来推动日、中友好。

1934年古历6月25日，余达父在贵阳南通街寓所逝世，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平刚，当时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省政府秘书长兼省民政厅厅长万宗震，省财政厅厅长郑先辛，曾任省高等法院审判厅厅长的窦觉先、前清进士安顺杨恩元、“世侄”萧生祥等，都亲笔为余达父题写《像赞》，赞誉有加：作为学者，余达父“早治经韵，穷研子史”（平），“罂石作舍，邃雅名堂”（窦），“读书万卷，用弘取精”（万），“下笔千言，读书万卷”（萧），“述作琳琅”（窦），“唯留此不朽精神在平生著作”（杨）；作为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余达父“生于荒裔而耽文学”（杨），“词赋诗歌，乃其余事。邃雅堂集，传之后世。”“尤擅诗文，遗集待刊”（王），“工书善文，昔擅诗名”（万），“家居遣兴，唯诗与酒”（郑），不愧“文学泰斗”（郑）；作为贵州第一代法学家，余达父“东渡扶桑，习新法制。直道彰闻，为代议士。法界任职，时赖有豸”（平），“东渡扶桑，人称俊彦。学成归来，宣勤法院”（萧），“法曹数载，冤狱雪伸。深谙政法”（王），“法理深邃，守正持平”（万），“学究申韩，辩媲苏张。长才郁郁，以翱以翔”（窦），在当时的贵州不愧“法律名家”（郑）；作为“哲人”，余达父耿介性情，鲠直率真，卓尔不群，温良端庄，先进老成，平易近人，精神不朽，有大家风范，富有个性魅力和人格魅力：“岳岳余君，鲠直率真。东瀛讲学，革命精神”（王），“古蔺握晤，令我心倾。言论风采，卓尔不群”（郑），“蔼蔼余公，先进老成。耻附权贵，耿介性情”（万），“毕山苍苍，毕水泱泱。哲人挺生，冠冕乡邦。其德温良，其貌端庄”（窦）……

余达父还葬毕节大屯，其夫人徐立芳曾致书周素园先生，谓“知达父者莫如君”；余达父葬有日，其夫人又“乞文表其墓”，周素园先生遂于同年撰写一千余字长文《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题写“达父先生墓道邃雅道沦亡”，在墓表中高度评价余达父其人其学：“呜呼……高材硕学如达父，使得志遇时，已焜耀煊赫于天下，固无藉于余文。即今穷愁没世，而精神意趣，一一寄托于其诗若文，达父之力，犹足以自致乎不朽！”次年4月，毕节著名书法家熊伯泉为余达父墓碑书写墓表，题写“达父先生墓道荫远德明”。其墓碑对联云：

节概应登独行传；

典型留作后人师。

郁郁佳城，喜见山心锺闲气；

遥遥华胄，更从作述大家声。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我们说余达父是毕节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余达父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