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诗中所写朱雀桥，是南京城内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乌衣巷离朱雀桥不远，这里是东吴时代的军营所在，军士皆着黑衣，故名乌衣巷。东晋时的豪门大族王导、谢安等都住在这里。500年后，刘禹锡寻访故地，当年的富贵荣华气象不见丝毫踪迹，眼前的王谢旧府，已成为寻常民居。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不朽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对此历来有两种解释，一说王、谢宅第已荡然无存，燕子只好改飞普通百姓家里做窝。另一说为清人施补华提出：“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不管何说为正，诗人将“王谢堂前”与“寻常百姓家”作鲜明对比，又借飞动的燕子形象，将对比双方的历史性转化，生动地凸现出来。

王谢府第为何有别于寻常人家？这就涉及到姓氏和门第的关系问题了。

如前所述，三代以前，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所以别婚姻，而氏所以别贵贱。秦汉以后，姓氏合一。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头百姓，人人有姓。就此而论，姓氏方面的人人平等，起码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但是，我们知道，中古社会是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许多方面顽强牢固地存在，在姓氏问题上，正是如此。具体地说，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些姓氏享有其他姓氏所没有的高贵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当朝皇族的姓，就理所当然地尊贵起来。

唐代诗人刘禹锡像，图出自清·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

历朝历代的皇族，为了论证“国姓”尊贵，动了许多心思。汉代刘姓皇族引经据典，把自己说成尧的后裔。王莽夺了汉家天下，宣称王氏出于帝舜。妇孺皆知的《百家姓》为什么以“赵钱孙李”开头？道理很简单，《百家姓》产生于宋代，宋代是赵姓皇帝的天下。等到400年后的明朝初年修撰《皇明千家姓》时，轮到朱姓坐头把交椅了，为什么？因为皇帝改由姓朱的做了。又过了300年，清代出现了《御制百家姓》。开明的康熙皇帝比较谦虚，不让爱新觉罗氏抢先，而把孔夫子抬到前头，将孔姓置于《御制百家姓》之首。

实际上，享有特殊地位的家族，远非“国姓”一家。从东汉开始，士大夫集团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汉武帝时，专立儒学《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治学者多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成百上千。这些人通过经学之门入仕途，做高官，形成不少累世公卿的豪门大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代皆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代中竟有五人官居三公高位。这些人经济上是大地主，政治上是大官僚，门生故吏遍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这些家族，也就成为所谓门阀世族。门阀世族在本州、本郡一手遮天，完全不把地方行政长官放在眼里。相反，州牧、太守们倒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否则便坐不稳自己的位置。门阀世族的势力之大，到魏晋南北朝时登峰造极。为了确立门阀世族的法定高贵地位，还出现了官方的姓氏学。据《隋书·经籍志》载：

自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娶，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任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

魏晋时代选拔官吏，依所谓“九品中正制”而行。据《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记载，“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选拔官吏成为门阀世族的特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便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概括。门阀世族与普通的“寒门”百姓之间，不通婚，不共席，甚至不穿同样的衣服。在这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下，不同的姓氏之间显示出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依影响、势力的大小，分成“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等不同等级。

当时声势最威赫的“四海大姓”，如《新唐书》所载：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不分南北，种不分胡汉，豪门大姓都显示出社会骄子的傲气和霸气。西晋东迁，中原地区的王、谢、袁、萧等豪门世族随司马睿逃离故土，仍不失显贵气度，始终是东晋及南朝政权的主要支柱。世代定居江东的朱、张、顾、陆四大“吴姓”豪门，尽管依旧钟鸣鼎食，但与王、谢、袁、萧相比，总觉矮人一头。与此同时，在北方，划分姓氏等级，排列门阀位序，也闹得沸沸扬扬。山东（华山、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的韦、裴、柳、薛、杨、杜；代北（代郡以北，今山西北部、内蒙一带）地区的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姓，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地位。北魏孝文帝更于太和十九年（495年）明确规定鲜卑族的姓氏等第，将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列为第一等士族。对汉族，计划列出四姓为第一等。陇西李氏闻讯，派人日夜兼程赶到京城，极力想挤进这无上荣耀的行列，结果却大失所望，被范阳卢姓、清河崔姓、荥阳郑姓、太原王姓抢占了先机，而且还落下个“驰李”的笑柄。一等以外的其他汉姓，则依“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确立顺序，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外郎为“丁姓”。

到了唐代，门阀制度衰落，魏晋之时显赫至极的不少豪门大族，已如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前文所引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便是生动写照。但是，以姓氏论贵贱的风气，依然盛行。

唐贞观年间，太宗决心洗刷“驰李”的耻辱，下令重新修订氏族志，对主事者提出几条要求：“进忠贤，退悖德；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其中的潜台词是：我李家本为陇西大姓，又已拉来老子李耳为远祖，你们看着办吧。可惜执笔者高士廉等人没能领会领导意图，仍依旧例，将山东崔氏排在首位，而将李姓仅排在第五。太宗李世民当然不依，大发雷霆，钦定李氏列天下第一，皇亲长孙氏次之，崔氏位列第三。崔氏本来就声誉隆烈，这一次虽小遇挫折，但仍仅次于帝、后二族，依旧不可一世。通观李唐290年江山，20朝皇帝，崔姓宰相竟然多达23人。据《隋唐嘉话》记载，唐中叶，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这四姓五家狂妄得不得了，“持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高宗“乃禁其自姻娶”。甚至被招为皇家媳妇、驸马，这几家都不以为荣，反而避之不及。气得唐文宗吹胡子瞪眼：“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172卷）

老子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老子姓李名耳，在唐代被李家皇室认为远祖，备受尊崇。

唐玄宗之时发生的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在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汉魏以来逐渐形成的各地豪门世族，门阀制度彻底崩溃。历史形成的姓氏的高低贵贱之序，被完全打乱。僵化的姓氏门第观念，也因此而发生动摇。这一变化的鲜明反映之一，便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编撰的《元和姓纂》在决定姓氏的先后顺序时，不仅不再给过去的豪门世族以优先地位，连皇族李姓，也不作特殊安排。所有姓氏，一律按其在唐韵206部中的位置排列。对照当年唐太宗强令推尊帝、后两族之姓的作法，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姓氏门第观念，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表现。唐宋以后，仍然大有市场。但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毕竟有所削弱。前文提到的王实甫写《西厢记》，故事并不新鲜，而是直接采自唐人的现成作品。但其明显的反封建思想锋芒，却是原作里找不到的。王实甫在这一点上对元稹的超越，与其说是个人的才华所致，不如更多地归因于时代大趋势所使然。

*文章来源：摘编自《中华姓氏》，郑宏峰、张红编著，线装书局，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