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将莫邪传说背景与流变 摘 要： 干将莫邪传说的“铸剑、复仇”情节是春秋战国时代“铸剑、弑君”史实的文学性表达。其最早的文献记载在汉代刘向《列士传》和《孝子传》中；至晋，随着其故事情节的全部完备而定型；明清两代，干将莫邪传说被应用到杂史杂传作品中，受其所属文本影响，原本的思想内涵被逐渐削弱。关键词： 干将莫邪 背景 流变一、干将莫邪传说的背景干将莫邪之名在先秦文献有专指某把宝剑之义。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说：“干将、莫邪皆连语以状其锋刃之利……干将为利刃之貌，莫邪，叠韵字，义亦与干将同。干将、莫邪皆利刃之貌，故又为剑戟之通称”，[1]认为干将莫邪是用来形容锋利的涵义，将其作为剑戟的通名，但其后所举例证均为汉代人之作品。实际上，先秦文献中把干将莫邪作为利剑名称使用。如现存最早关于“莫邪”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三四四引《墨子》佚文：“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2]墨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这句是说宝剑重在其使用价值，而不在于其是否是莫邪。此处莫邪当专指某把利剑，而非剑戟通名。先秦文献中的记载，可见下表：从上表也可发现，先秦文献对干将莫邪归属均指向吴国。后世的铸剑和复仇传说有晋王、楚王、韩王、吴王等多种异说，但笔者发现，纷繁的异说主要出现在“复仇”故事。

应该说以“铸剑、复仇”为主要内容的干将莫邪传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东南部的吴、越、楚三国战乱的社会现实，是“铸剑、弑君”历史的文学性表达。由于物产、人力、地域等方面的影响，宝剑是吴越之地首选的兵器。历史上，这一区域盛产铜锡，《谏逐客书》“江南金锡”。考古发现皖南矿址分布在贵池、铜陵、泾县、宣城等地。宁镇地区南京汤山、句容茅山很早就已开采，镇江马迹山等地还有铜炼渣、铜刀一类的小件器具。“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3]的人力优势为大批量铸造提供了保证。春秋时期，作战方式由战车向步战转变，剑的作用日益明显，由于地处江南，地形以丘陵、盆地为主，且水网纵横，战车和马匹无法自由驰骋，战争主要依靠水兵和步兵，剑这种防检非常的短兵器在近距离格斗中不可或缺。这影响了吴、越民族“好勇轻死”的个性特征，及其与剑的不解之缘。《汉书·地理志》中有：“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4]“弑君”是春秋时期存在的史实。“《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5]《琴操》中，能看出“弑君”情节与干将莫邪传说的联系：聂政父为韩王冶剑，过期不成，王杀之。

时政未生，壮问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添身为厉，吞炭变音，七年琴成。入韩逢其妻，从置栉对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政齿？”政曰：“天下人齿相似。”反入山，援石击落其齿。以刀内琴中，刺韩王。[6]聂政是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刺客，他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明确有载，但是史料中所载的刺杀动机与经过则与《琴操》中存在很大差别，《琴操》中所载之事是后人在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史实上创作流传的。“铸剑”和“复仇”在开始是两个相互独立、分属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事件。“铸剑”当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于吴越之地的多次铸剑历史的集中演绎；“复仇”的原型是某次成功的“弑君”事件，两者连缀，形成了最为读者熟悉的干将莫邪传说的基本情节。二、干将莫邪传说的流变干将莫邪传说的文本出现在西汉，定型于晋代，至明清，则逐渐脱离原有的故事背景和思想意义。现存最早的文本是西汉刘向《列士传》与《孝子传》。《太平御览》卷三四三载《列士传》和《孝子传》佚文[7]：干将莫邪为晋君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留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

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思于屋柱中得之。晋君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晋君。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日跳不烂，君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君，君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列士传》）眉间赤名赤鼻，父干将，母莫邪，为晋王作剑。藏雄送雌。母孕尺，父曰：“男当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上石上，剑在其颠。”及产，果男。母以告尺。尺破柱得剑。欲报晋君。客有为报者，将尺首及剑见晋君。君怒，烹之，首不烂，王临之，客以拟王，王首堕汤中，客因自拟之，三首尽糜，不分，乃为三冢，曰三王冢也。（《孝子传》）两传记载，内容一致，由干将莫邪铸剑——干将隐匿雄剑——晋君怒杀干将——赤比欲为父报仇——客助赤比杀王五部分情节组成。不同在于两者的叙述方式：《列士传》从“宝剑”开始，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记录；《孝子传》从“人物”开始，“眉间尺”登场，然后插叙铸剑事由，遵循“现在——过去——现在”的顺序。文本上《列士传》所载较《孝子传》更为细致周备。主要表现在：一，情节更为曲折。

《列士传》中有两处明显的“急转直下”与“峰回路转”，第一处是眉间赤寻剑，先是“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而后“思于屋柱中得之”；第二处是眉间赤复仇，先是“乃逃朱兴山中”，后“遇客欲为之报”。《孝子传》的文本于此二处均没有类似的波澜起伏，直接“破柱得剑”，直接引入另一人物“客”，由其完成复仇，没有过渡转承。二，内容更为具体细致。眉间赤“眉广三寸”的容貌描写，属人物特征的细部刻画。铸剑细节“三年而成，剑有雌雄，天下名器也”的说明；“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日跳不烂”的情节叙述更加生动。由此，笔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干将莫邪的故事已经产生并基本定型。《孝子传》相比于《列士传》，应是稍早时期的文本样式。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干将莫邪的传说情节较《列士传》丰富。其中铸剑部分，增加了“莫邪断发剪爪投炉”的情节，笔者另一文中已说明此不赘述。[8]同时，补充交代了铸剑所用原材料铁器的出处，使铸剑情节更为详瞻，独立成章。复仇情节较早先版本更为生动，新增设了人物间的对话： 眉间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问曰：“子眉间尺乎？”答曰：“是也。”“吾能为子报仇。”尺曰：“父无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答曰：“须子之头并子之剑。

”尺乃与头。客与王。王大赏之。即以镬煮其头七日七夜，不烂。客曰：“此头不烂者，王即临之。”王即看之，客于后以剑斩王头入镬中，二头相啮，客恐尺不胜，自以剑拟头入镬中，三头相咬，七日后一时俱烂，乃分葬汝南宜春县并三冢。[9]此处不仅增添了眉间尺与山中行客之间的对话，而且增加了“二头相啮”、“三头相咬”的情节，使原本有些薄弱的煮头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变幻莫测，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这一情节使文本在最后收尾处达到高潮。《吴越春秋》对干将莫邪故事的创作极大丰富了《列士传》的内容，是一次成功的再演绎。今本《吴越春秋》中将干将莫邪故事分割成铸剑、复仇两个部分，铸剑条列入《阖闾内传》，属正文，复仇条则收录进佚文部分。《太平御览》卷三六四引《吴越春秋》与此相同，铸剑条收在《兵部七十四·剑中》，复仇条收在《人事部五·头下》。两者在细节处的出入：铸剑中明确提到干将莫邪是为吴王阖闾铸剑，而复仇中眉间尺的复仇对象却是楚王。这一差别也印证了笔者对传说发端的观点。晋代，是干将莫邪传说定型时期。干宝《三王墓》、萧广济《孝子传》等关于干将莫邪传说的全部情节均已出现，同时铸剑与复仇故事发生的国家与人物也趋于统一。《五朝小说》中有引《楚王铸剑记》，作者题为东汉赵晔，李剑国先生认为《五朝小说》收录的多篇传说当为明人从《搜神记》中录出，妄题纂人。

笔者将《楚王铸剑记》与干宝《搜神记》比较，发现两者只有一处微小差别，即干将嘱咐妻子时说：“汝若生子是男”，而《楚王铸剑记》中无“汝”字，其余悉同，认定这篇不同署名的文本实为同一版本，应无疑义。故笔者引干宝《搜神记》：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桂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

”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10]此篇记载故事完整、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新增了楚王请相剑师相剑的情节，使干将被杀的原因更加具说服力。眉间尺欲逃亡后，补充了其“入山行歌”和“哭泣”的情节，为客的出场提供理由，也符合眉间尺尚且年少的身份和父仇难报的心境。在眉间尺献头和楚王煮头中增加了其尸“立僵”与“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的内容，显示出眉间尺勇猛轻死、大义凛然和对楚王的仇恨，眉间尺这一形象在此版本中显得鲜活、饱满、生动。干宝《搜神记》很好地表现出创作者的情感倾向，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这一版本可称成熟。与干宝《搜神记》差不多时期的还有萧广济的《孝子传》，这也是一个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相较其它版本，新增了“楚王夫人抱柱生铁”与“两剑分离雌雄相忆”的情节，前者乃与“貘”与“蠪蚳”神话传说相关，后者则受到阴阳观念中“对立”与“融通”思想的影响。

晋代另一个与干将莫邪传说有关的故事是张华、雷焕发现宝剑。内容本身，也可作为复仇故事的后续。同时，张华、雷焕故事与“宝剑分离雌雄相忆”情节也有一定渊源关系。[8]晋代，干将莫邪铸剑与复仇传说中的情节已全部出现，此后的版本均是依次为底本的演变。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杂史杂传作品的出现，干将莫邪传说逐渐从原有的故事背景中脱离，具有神仙道术意味，原本的现实性、反抗性被削弱。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采“铸剑”传说，兼采《晋书·张华传》中张华、雷焕之事成文，无眉间尺复仇一事。增加了干将乘宝剑飞去的情节：其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剑仙矣。使者还报，吴王叹息，自此益宝莫邪。[11]莫邪以人殉剑投炉而死，干将乘剑飞去，则复仇情节完全没有存在的空间，原本铸剑与复仇故事中的严肃意义和反抗性、斗争性消失殆尽。干将莫邪传说的历史价值、现实色彩越来越弱，故事性、神异性则越来越强。《说岳全传》记载的故事与干将莫邪传说一致，但铸剑师的姓名却是欧阳冶善，宝剑的名字叫“湛卢”，煮头情节的结尾头结成了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