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县六龙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供图/市住建局）

大方县六龙镇山奇水美、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六龙镇涌现了一批举人进士、墨客骚人，谭文藻是其佼佼者。据《大定府志·卷之三十二·内篇二十二·俊民志一·选举簿第一上》记载，谭文藻为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举人，“大定附生，官政和知县”。

谭文藻，字鉴亭，一字实君，号秋田，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庆九年（1804），谭文藻参加贵州乡试考中举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谭文藻丁丑大挑一等，以知县用，分发广西，委署柳城县事，后签分福建补用知县，嘉庆二十五年（1820）调转福建政和县知县，道光五年（1825）年致仕而归，同治四年（1865）病逝于六龙香樟院老宅。

刑清政简以德化民

清代雍正年间，由于宫廷争斗，谭文藻先祖改谭姓定居大定府六龙，建宗祠、设义学、储义仓、成桥梁、造纺车，以教乡邻。谭文藻生于六龙，学于六龙，师从董豢龙。董豢龙为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副贡，以善教闻名乡里，谭文藻、钱万选、吕培元、黄思永、谭开睿、陈荣熙等举人都是他的弟子。

嘉庆二十五年（1820），谭文藻被授任福建政和县知县。《政和县志·卷之七·秩官志》［（清）程鹏里、魏敬中修纂］的“职官·知县”记载：“谭文藻，贵州大定府举人，嘉庆二十五年署。”谭文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接替鹿泽长（山东福山癸西拔贡）任政和县知县，道光五年（1825）卸任，由黄中继任。

政和县人文蔚起、英才辈出，有“先贤过化之乡”的美誉。宋政和八年（1118），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及第，授政和县尉。朱松遂携家眷及其父母朱森、程氏夫人及胞弟朱柽、朱槔与两个妹妹到政和寓居。朱松在政和县任职期间，先后创办云根书院、星溪书院，培育人才，首开政和教育之先河。谭文藻在政和县任职时，邀请当地乡贤罗攀桂［清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曾任江西崇仁知县，著有《都门写怀》二卷］到云根书院主讲。《政和县志·卷之九·人物志》记载“宦哲”罗攀桂的事迹时说：“邑令袁鸿、谭文藻雅重其人，前后延主云根书院讲席，造就弥多。”

谭文藻在政和县任职期间，“刑清政简，专务以德化民”，“历任五年，口碑载道，舆情载德”。《政和县志·卷之九·人物志》记载：“张之纲，监生。四岁失怙，事母能尽子职。尝以粮田捐充铁坑殿香火，祈母上寿。又能和睦乡邻。知县谭文藻以上庠耆英旌之。”

谭文藻为官一任，造福百姓，非常重视生态建设。道光三年（1823）五月二十四日，政和县发生重大水患，山水奔决，河水泛滥，淹死12人。谭文藻亲自带领乡民上山勘查，剪锄耔种，在山腰横开沟渠，疏通水路。为避免再次发生水患，谭文藻采取封山育林的举措，勒石永远禁耕，并给佃户买置田产，让其守护山林。《政和县志·卷之十上·艺文志》载有谭文藻的《守护主山善后序》，照录如下：

昔苏长公论晁错，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推是说也，其政邑山农私垦，黄熊主龙山，变生不测之谓乎！政和僻处建州之东，万山矗立，地瘠民贫，半皆食力，邑乘所谓“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其俗不亦勤且朴欤？余于庚辰岁捧檄视斯邑事，见官署后主山屹立云表，山麓城垣如带；俯临七星溪渚，山水疏分四道，穿城入于河。而主山层峦叠嶂，近年树艺几遍，一经刈获，山若剥肤。尝喟然曰：“是以不可以已乎？获利微而贻害巨，斯民其将有为鱼为鳖也。”叠次剀切谕止，无如细民止知谋食，长官又切爱民，禁不克绝，是有司者姑息之患也。本年五月廿四日，初交月令，大雨时行。河水安澜，而山水奔决，遂致淹毙男妇、婴孩计十二人，漂倾庐舍无筭。悉由割麦之后，复锄布种，土浮水泛、暴注所致。余既不若任治中先机之决，又鲜公沙穆推测之明，使赤子罹此无妄之灾，心实愧焉。明日，余躬率邑丁男，登山剪锄耔种，根株务绝。勘明山腰横开水路，窈然而深，悠然而长，其如带围，如鳞次者，不可胜纪。恍然知水之不由故道，而泛滥若是，是不惟水之为患，而山之决裂倾压，势所必至，则其为祸，更有不忍言。今兹邑人咸信余言，即山农亦知悔，祸种类已划削净尽，坑圳亦填塞坦夷，已还此山本来面目。将见奠安磐石，映带清流，举邑而登之衽席矣。惟虑利之所在，众趋若鹜，日久则懈生，懈生则法嗤。又恐蚩蚩之氓，复蹈故辙，除勒石永远禁耕外，其应集腋成裘，买置田产，给佃户食，看守是山。及善后各事宜，预为之所，毋使滋蔓，是所望于诸君焉！是为序。

致仕而归参修府志

道光五年（1825），谭文藻因父母年事已高，陈情终养，得以恩准，致仕而归。谭文藻回到六龙后，花费很多精力纂写《大定志略》（《大定府志》里亦记作《大定志稿略》），这为后来参与纂修《大定府志》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定志略》已遗失，只能从文献中找到书稿名称。《大方县志》（1985年重印本）记载：《大定志略》，道光年间谭文藻著，久佚。《贵州省地方志书存佚目录》记载：“嘉庆，大定志略，谭文藻撰。”

《大定府志》多处引用《大定志略》中的资料，很多地方注明来自谭文藻《采访册》。《大方县志》记载：“六龙举人谭文藻纂《大定志略》，已佚。惟黄宅中主修《大定府志》时，曾多处采用《志略》中的资料。”“《大定志略》未见全书，惟黄惺斋太守修郡志，多所征采，得以知其梗要云。”张新民著《贵州地方志举要》记载：“大定自康熙三年设府后，王允浩首修志于乾隆十五年，道光初年谭文藻续修，此为第三次纂志。”

阅览《大定府志》，可发现该书多处引用《大定志略》的资料。《大定府志·卷之十一·内篇一·疆土志一·舆图第一》记载，参考图集（或说依据）有谭氏《大定志稿略》图等11种。“谭氏《大定志稿略》图”即谭文藻在《大定志略》的图。《大定府志·卷之十四·内篇四·疆土志四·疆里记第三》记载：“谭文藻《大定志稿略》曰：‘大定据黔之上游，地险而隘，以崇山峻岭为城郭，以惊流急湍为沟地。距省会数百里之遥，舟车不通。道可上出乌撒，下通永宁，实滇蜀之门户。’”“《大定志稿略》曰：‘大定城侧文龙山高入云汉，而支龙逶迤，左环右抱，曰铜关，曰石关。岩岫磊砢，如带入帏；烟岚来涧，若侍若卫。凤山翔舞于其后，五老拱揖于其前，将军坐镇于其北，凤台驰逐于其南。前有莲花池以为明堂，左右有罗氏、余家二塘以为辅弼。落折明朝，瓜仲暗拱。近有梅花箐独山以为屏障，远有长生殿以为锁钥。形胜甲四属，前人设为郡治，良有以也。’”《大定府志·卷之三十五·内篇二十五·俊民志四·耆旧传第二之二》记载耆旧郑国书的生平事迹时，引用谭文藻在《大定记》里的叙述。《大定府志·卷之三十六·内篇二十六·俊民志五·耆旧传第二之三·文学传第三十一》的“黄玠”传记，出自谭文藻的《大定志略》。《大定府志·卷之三十七·内篇二十七·俊民志六·耆旧传第二之四》在叙述“谌克慎”的传记时，文末附“见谭文藻《大定志略》”。

在《大定府志》的修纂衔名里，谭文藻担任采访，负责收集和采写第一手资料，贡献极大。《大定府志》的采访人员，除了前任福建政和县知县谭文藻外，还有广东试用知县李振杰、大定举人颜卓之、府学廪生林煊。《大定府志》在注明资料来源时，除了署有“谭文藻《采访册》”和“安国泰《采访册》”外，其他只简要注明“《采访册》”，由此可见纂修者对谭文藻的敬重。据统计，《大定府志》中明确记录出自谭文藻的《采访册》有15处，大多属于治地方面。《大定府志·卷之二十·内篇十·治地志二·宫室簿第二中》记载：“学宫旧在南关内‘翰墨流香’之下，今考棚即其址也。乾隆五十五年（1790）迁于今地。经历公廨在其西，明伦堂与两斋仍留于考棚之左。”《大定府志·卷之二十一·内篇十一·治地志三·宫室簿第二下》记载：“万松书院，在府署之北，木坊一座，头门三间，仪门五间，讲堂五间，两廊斋房十二间，坐房五间，左右斋房八间。左斋后厨房一间。头门外魁星阁一座。”

大定府知府黄宅中在《大定府志·典礼五·庶人婚礼》中写下“按语”，“大定风俗，自夷人以外，与吾乡同者，不一而足。故此下诸篇，多举旧撰《河曲志》以附之”。由于对大定府风俗不熟悉，只能如此处理，留有些许遗憾。可喜的是，这一遗憾在《大定府志·疆土志四》中得到弥补。对本地政治、经济、人事、风土、民俗比较熟悉的谭文藻，在《大定志略》里详细记叙大定府的风土人情。《大定府志·疆土志四》完整引用《大定志略》的文字，资料弥足珍贵，对研究清朝大定府的风土人情具有重要价值，照录如下：

大定自康熙三年（1664）平定以来，士民皆外省流寓，土著旧民，不数户焉。犹是汉多夷少。雍正乾隆之时，民皆愿约俗，尚敦庞。士人读书，崇重师儒，砥砺名节，冠婚丧祭一如古礼。力耕稼、事商贾者，衣不过苎卉，食不嫌野蔬，居多茅屋柴壁，器用陶匏，宾客宴会，豆不过五。嘉庆以来，此风寝异。富豪子弟，视纨素若楮素；市侩贱役，被文绣，履锦彩如荆褐；妇女竞饰珠翠；燕会穷极水陆；而雕墙竣宇亦渐渐相望矣。士有廉隅自饬者，指为迂拘；民有俭约自将者，诋为鄙陋。亦大可慨矣。

大定，斗米值白金三钱，一人可支六十日；煤百斤可火二十日；油肉蔬菜之类，日费不过十数钱；衣则有山䌷，价廉而坚实；家储百金，即已生计无虞。然而民多贫者，则以秉性愚拙，又好负气讦讼，纤芥之嫌，为之解释，谕以情理，忿犹不消。迨至官剖曲直，予之杖笞，犹曰得胜，彼此破产鬻庐，尚不顾惜。惟其愚拙，不解持筹执算以御奇赢，不能审绳辨材以治器用，故无恒产者日穷而日甚。转移执事，惟有负盐一役而已。故大方之民，幼者十二三，老有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喘息，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鲜布巾，足惟草履。夏炙日，冬履霜。发岭穿林，冲风冒雨。一染寒疠，比户不休。此亦生民之奇苦者也。

正月元日五鼓，爆竹开门，谓之接灶。谓灶神去岁上天，今始归，接之以入也，已，焚香、陈酒果于祖先并灶前，俱鲜衣拜祖先，仍长幼序拜，以及亲友。正月九日，俗谓九皇生日。先夜张彩灯，至十六夜方止。又择日合邻右修醮，谓以祈年逐疫，至醮日，以竹及纸制船，遍历市巷，送之水际而焚之。盖亦傩之意也。三月清明，扫先茔而祭之，以竹枝挂楮钱于茔侧。儿童竞放纸鸢。四月八日，谓之浴佛日。妇女以鸡子供佛，已而相夺取，以得者为幸。此风惟城中有之，乡场无有也。五月五日，挂蒲艾于门，作角黍，饮菖蒲雄黄酒以解毒。采百药储之，或作汤沐浴。亲友互相馈送节仪。七月十日，具酒馔、果品迎祖先。十三日，焚楮衣楮钱，以送其祖先。八月十五日，商制五彩饼以售，人咸市梨及饼以赏月。九月九日，造咂酒，粉稻米为餈，饮茱萸酒以避邪，士大夫携酒登高。十月一日，农者获毕，酿酒作糕，以庆农功。十二月二十四日，人定时，以香烛、饴、果、楮钱祀灶，谓灶神以是夕朝天，奏人过失，以饴膏其口，或不多言也。除日，以糕、果、牲、酒相遗，曰分年。是日作饭必多，令可供次岁数日食，谓之年饭。备酒馔以祀祖先，祀毕，长幼以次献酬毕，围炉达旦，谓之守岁。仍于室中多列烛，谓之迎新。

婚礼不亲迎。凡初缔姻，先用媒妁说合，焚香为定已，方具礼仪、盟书、礼帖，倩媒氏赍以往取女年庚，谓之发庚，兼以谢允。及男女年至，先数月报期，期前二三日，具衣物酒礼，视其家之厚薄。女家奁具亦于此日舁至男家，名曰度礼。及期遣舆迎女入门，拜翁姑伯叔，而后合卺。亦有次日或三日拜祖先伯叔长幼者。虽六礼未备，庶几有古风焉。丧礼，属纩后用香汤沐浴，置床几于正寝，子妇以下罗列跪拜，奠酒哭泣。入棺后，设一灵席或张布幔纸幔于柩前以分内外，幔内为女，外为男。成服，阖家哭泣拜奠，延亲族中有德行者题主。家奠，亲友吊者，答之用梭布四尺，设酒席以酬之。至夜灯火达旦，谓之伴丧。次日乃葬。遇七悲号致祭或作佛事，百日、周年亦如之。缟素三年，服阕方除灵，更吉服。诸属城略同。

幽居六龙专注文教

道光五年（1825），谭文藻任职期满回到家乡六龙后，在自己的住宅香樟院处创办香樟书院，教化乡邻子弟，亲任授课业师，培育了很多人才。

谭文藻非常重视家风教育，著有《谭氏家训》二卷。《谭氏家训》上卷论教，共有14篇，即修宗祠、谨祭祀、急贡赋、孝父母、谨丧葬、和兄弟、敦夫妇、教子孙、睦宗族、重过继、慎婚姻、肃闺门、励勤俭、择交游；下卷论戒，共有10篇，即戒游手、戒尚气、戒词讼、戒贪得、戒邪淫、戒酗酒、戒赌博、戒奢靡、戒吸鸦片、戒充衙役。这些家训，对后世子孙的教育永不过时，至今仍发挥着教化作用。

谭文藻在《谭氏家训》中自叙云：“善建者何以能不拔？诒谋者何以能久远？苟非申儆条教，使子孙有所衿式。其在赋质端谨者，尚不至拨其本实；倘有一二桀骜子孙，导之不从，劝之不醒，辱之不受，紊乱家规，罔知顾忌，将有其举之，或且废之也。是岂无以教之乎？亦即祖宗之教我者教之乎？夫祖宗之教我者，非只为我一人教也。教我一人而我不能遵之，谓之忘祖；即遵之而不能以所教教子孙，并不能教吾族之子孙，仍谓之忘祖。嘉庆二十三年，藻出宰政和，学理民事，即以祖宗之教我者教民，而民罔不臧。道光五年，请养归田，又以祖宗之教我者教我之子孙。虽子孙不能尽率其教而容，不敢以不率教而遽废所教者，非敢谓子孙之遵我教，冀遵我教，即遵祖宗之教也。盖我之教皆祖宗之教我者也。”

牌坊是一种“门洞式”建筑，大多由官府所建，用于旌表孝子、贤母和节妇，对乡邻俚民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据毕节文化名人盛郁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对联集成·贵州毕节卷》记载，谭文藻曾为六龙花牌坊题写对联，上联为“子职妇恭姑有姊”，下联为“父书儿读母兼师”。花牌坊，清末建于六龙场西里许，石坊、精工镂雕花纹。

谭文藻十分重视乡贤耆老的榜样作用。他在为大定府名医邬凤翔撰墓志铭时写道：凤翔以术济人而为益吴郡者，啧啧人口，乃竟与古人抱义无后者同叹，是诚天道不可知者乎？然余观世之人，乘坚策肥、子孙满眼，以为一家之盛；足以无求于人而稍有益于时者，毫不措意。乃一旦捐馆，为不肖子孙浪费几尽，而所谓乘坚策肥、子孙满眼者，往往为人笑骂。凤翔以术寿人，而广其传于后学，并能以寿人者寿世。虽无嗣焉，而固可以传矣。以视乎有嗣而无术以传之，生无益而死无闻者，其相去何如耶？（引自《大方县卫生志》）

据《大定县志》（1985年重印本）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谭文藻在城东六龙场外建迴水塔，勒石并序。序曰：

儒者读书谈道，原以修身克己为先，藉以扶持名教为己责，以转移风俗为仔肩，推其自成之心，因以成物，而使有志之士，咸加奋焉。非徒资形势、徼地灵以阶通显巳也。第升抡久塞，则志学无机；群惑不祛，则士心易沮。而涧瀍东西，阴阳流泉，即三代圣贤，凡有创规，俱不能废。至于穷乡僻壤，亦诹名胜。矧吾乡为定属之冠，素称文献之邦。自开场以来，游泮璧者凡百余人，而其中怀才抱奇之士，颠倒场屋，郁郁不得志者，指不胜屈。自乾隆壬子科，堂兄文奎捷武闱后，十二年，嘉庆甲子，某登贤书，至道光乙酉，堂侄开睿附骥于乡，丙午陈荣熙亦中孝廉。历百有余年，树帜艺林者仅四人焉。青鸟家谓吾乡山川秀美，惟水口低陷，歉于培补，是以材少聚而科目迟迟耳。余曰：“气运之盛，起于人心；文物之兴，由乎众志。讵可以人事不修，而徒咎山川于造物哉？”邱、吴、张、彭诸君皆曰：“子不记乎本年之事乎？乡南古塔，其顶欹斜，子率同人而补缀之，加升五级，报竣九月而陈荣熙之捷音即至。古称人杰地灵，谓地灵可挺人杰之生，人杰可补地灵之阙。二者虽属相异而实相因。青鸟家之说不足信，而未始不可信也。”因相度形势，谋于水口螺星山之颠，建迴水塔一座，作中流砥柱，使山水停蓄，萦迴缭绕而去，以为锁钥，以当师表。筹工计费，所有不资，此将焉出？佥曰：“可分香亭会金二十数，以为兴工之始，余惟君助成之。”予曰：“某责哉。”于是鸩工备石，经始于丙午之腊月初十日，越明年丁未二月告成。耸照全乡，颇有文峰插天之势，屹然大观。是役也，非特为吾乡培地脉，实为吾乡壮士气。乡人士毋徒以地为庆，尚其不自菲薄，力修人事，以补天工，将富有日新，人文蔚起，又其可操券而旦暮必之也。是为序。

谭文藻珠玑满腹，在诗文方面有很深造诣，清新隽永，朴实无华，如《登玉皇阁》一诗：“半阁松声半刹前，半疑风雨半疑弦。半窗图画青山外，半是人家半水田。”《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州历代诗文选编辑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选入谭文藻诗三首，即《登玉皇阁》《对月酌酒》《醉眠》。

重宴鹿鸣感念皇恩

清同治三年（1864），同治皇帝下旨重宴鹿鸣。重宴鹿鸣为士子乡试中举满60年后，皇帝御赐庆典大宴。此时，已经86岁高龄的谭文藻还健在，乡人引为盛事，具文呈请同治皇帝准予谭文藻举行重宴鹿鸣。同治皇帝恩准，并御赐“重宴鹿鸣”立匾，顶中镌刻“圣旨”二字，边图饰以火焰图案，中题“重宴鹿鸣”四字。

谭文藻激动不已，欢庆之余，展纸提笔，作了8首纪恩诗，感谢皇恩浩荡。《大定县志·艺文志》载有谭文藻的《重宴鹿鸣纪恩诗》，并有序。序云：“同治甲子，藻年八十有六，距登乡举已六十年矣。同人等循例以重宴鹿鸣呈请入告，蒙恩准与，恭纪。”诗云：

其一

雨笠烟蓑田舍郎，朝衫一领久珍藏。

闻恩复启青箱看，犹有槐花旧日香。

其二

昔年曾向广寒游，弹子驹光六十秋。

选佛场中今又到，一杯同醉也风流。

其三

雪样头颅山字肩，高歌畅饮自翩翩。

嫦娥月里嫣然笑，前度阿翁也少年。

其四

解组归田四十年，蹉跎岁月雪盈颠。

微生得荷非常赐，无补涓埃愧前贤。

其五

鹿鸣再赋本奇逢，英俊丛中一老翁。

宴罢曲终新月上，满身香透桂花风。

其六

聚奎堂上瀛洲客，玉笋班中著作才。

非荷九重恩露重，敢同韩孟共追陪。

其七

褒荣异数礼耄臣，梓里齐驱亦有人。

毕竟雅怀仍让我，莲开并蒂时逢辰。

其八

燕客须留玉板笋，调羹更翦水晶葱。

老妻尚理冰厨事，私爇心香一瓣同。

谭文藻重宴鹿鸣，在大定府引起轰动，亲友云集，同声道贺，一时传为佳话。时过境迁，后人只能从当时遗存下来的贺联中想象当时的热闹场景。据大方县政协文史办录抄、被选入《中国对联集成·贵州毕节卷》的贺联中，有咸丰三年（1853）进士、大定府著名诗人章永康的贺联，有大定府国学生黄发光的贺联，还有没留下名字的贺联。

这是章永康的贺联：“鹿苹再赋，蟾桂重探，齿德作廿九科之领袖；黻佩双清，芝兰四世，神仙以八千岁为春秋。”

这是黄发光的贺联：“此老乃神仙，看禾黍竞芳，菊松竞秀，兰桂竞荣，九旬历五朝，独秉凰山正气；是翁真矍铄，羡桃贲重咏，芹茅重赓，萍蒿重赋，一身赅百福，特荷凤阙殊恩。”

“作人为寿考之基，回思廿五夺锦，卅九服官，四六解组，只须半生经济，足增一世风光。况清福不易，林泉下，得亲睹五朝鸿业，五子鹏飞，五代凤毛，无限乐情娱晚景；名士应昌期之运，历溯丁巳乘鸾，癸亥跃鲤，甲子步蟾，即羡青年展骥，复观白首腾骧。且盛典难逢，耄耋时，幸隆荷重咏桃夭，重游芹泮，重探桂窟，屡瞻封诰降皇都。”这副贺联作者不详，待考。

清同治四年（1865），谭文藻病逝于六龙香樟院老宅，享年87岁。谭文藻的功德，有口皆碑，贵州大定府人、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进士洪玉珩曾为谭文藻墓前的华表题联，高度概括了谭文藻的宦海人生和历史功绩，上联为“闽海观潮，形影不随洪浪去”，下联为“黔山隐迹，节名长与白云留”（引自《中国对联集成·贵州毕节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