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民治故事第①期：风雨白石龙-米儿火

在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史上

深圳无疑贡献出了一份特殊的价值

而民治凭借天然的地缘优势和深圳北站的交通优势

在深圳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标本意义

民治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大营救就发生在这里

也是西方宗教最早进入地之一

有望天湖的传说，皇帝田的传奇

打通梅林坳的壮举

有民乐白领的故事、牛栏前华侨的真情......

今天起，民治君将为大家奉上

讲述民治故事

带大家感受民治的脉脉温情

和大家一同领略民治的面孔和心灵

第一期，我们就一起走进

风雨白石龙

白石龙传说

白石龙村毗邻梅林关口，传说里，

村后蜿蜒起伏的群山之上，

有一块透明如雪的大白石。

每当炎炎烈日人们走近它时，炎热酷暑顿然消失，浑身凉爽舒服；而在月白风清之夜，此石又会散发出雪亮的奇异之光。

“白石”传闻在远近乡里不胫而走，吸引了宋朝时期广东第一才子宋湘到此游览，赋诗题词。可惜此石被鸦片战争后进入白石龙的天主教徒偷运至南洋一带出售，遂不知所终。

这样的传说现在变得无从稽考了，却也正映射出了白石龙历史的厚度。

有关白石龙的故事有着磁铁一般的魔力。我想还没有一个深圳的村庄像白石龙那样，沉淀了如此丰赡的历史：从700多年前的帝王传奇，到近代西方宗教的长驱直进；从壮怀激烈的全民抗日，到震惊中外的秘密大营救。由此，这个著名的深圳村庄，已然融入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注定要泛起一抹抹的浪花，让人无法释怀。

白石龙的地势颇有些神妙之处，这或许即是这个村庄蕴藏着的全部历史密码所在。这里地处羊台山南麓，与鸡公山、塘朗山相接相连，周围群山环抱，山峦逶迤起伏，密林深谷，遮天蔽日。向南越过梅林坳险途，可通深圳、香港、大海，地势隐蔽险要，扼地理之要冲。山中又藏有良田阡陌，水源充足，是一块不可多得得的“宝地”。

白石已去，余韵流布。幻美的传说且不去管它了，那么，就让我们来好好打量一下它700多年的人文沉淀、风雨历程。

宋少帝在此避难

1278年5、6月间，

宋军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

赵昺的南宋流亡朝廷一路逃亡。

1278年12月，文天祥分兵在海丰与元军大战，因寡不敌众，战败被元军俘获。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扶幼主昺南逃，当来到羊台山南端，张世杰等人一打听原来是“白石龙”，但白话的音“白石龙”被听成“十龙”。这正应验了此前的一段因由：张世杰、文天祥战败后路经罗浮山遇一道士问卜，道士说宋帝“十龙可安身”。张等人又发现这里林深叶茂，地势险要，又极隐蔽，虽有千兵来犯亦可固守，陆秀夫、张世杰等当即决定在此先安身避难，以图再起。

这里虽然群山环绕，但却都是沃野之地，群臣们遂在此屯田种粮。此时，金兵因蒙古内乱，忽必烈调回一部分兵马用作平乱，从而放松了对南宋流亡朝廷的追剿，宋帝昺遂得以趁苟且安身之际，安心开荒种田，收割之时，竟是禾苗粗壮、谷粒串串颗颗饱满。当地百姓至今依然盛传“皇帝田”里一粒谷结出两粒大米的千古奇事。

白色教堂第一站

1847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第七个年头，天主教日渐在深圳地区广泛传播，一批来自遥远欧洲的传教士，开始从香港登岸，一步一步扩展他们的文化疆域，试图用直抵人性、也最世俗的宗教，教化和影响国人。等到时机成熟，他们开始陆陆续续在深圳各地修建教堂，落地生根。至1949年建国，统计分布于深圳各地的天主教堂达22间。

当年文化人聚会的白石龙天主堂

白石龙天主教堂即是这众多西方教堂的一间。白墙黑瓦，在周边无数高楼的掩映下，变得毫不起眼，只有屋顶的十字架，依旧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似乎在提醒人们，这白色建筑的别样内涵。

白石龙是西方传教士深入深圳腹地的第一站。因为从香港出发，翻过梅林坳就是白石龙了，他们在这里停留和张望，发现是一块传教的宝地，也是向更远处前进的踏板。在进行最初的试探和准备后，1927年，香港神父开始在白石龙筹建天主教堂，资金由香港教会负担，直到1929年才落成，据说是当时龙华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

1938年，日本侵占了广东，教士们逃离后再也没有回来，西方在白石龙的传教史从此画上句号。神父散去了，但这栋建筑并未离开历史的现场，相反更深地与历史纠缠在一起。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人利用教堂举办夜校，宣传革命，也在这里培训革命青年；经过战争烽火的洗礼，作为当时村里唯一保存完好的屋子，天主教堂也成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历史上著名的“白石龙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

这座天主教堂，也作为东江游击队

从香港抢救出的众多文化名人的第一站，

而载入史册。

抗日游击队总部

鳞次栉比的高层小区、高架上疾驰的地铁、蜿蜒交错的快速干道、现代化的高铁站，这一切，构成了今日白石龙的主体景观。而昔日的白石龙村偏居一隅，演变成密密麻麻的城中村，地铁将村子一分两半。

而谁能想到，70年前，这连绵起伏的群山密林中，曾经是广东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曾经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那些深山、密林，那些游击队的兵工厂、报社、税站、医院，那些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都仿佛随风而逝，让人徒生“沧海桑田”的浩叹了。

1941年10月，梁鸿均、曾生率第三大队主力由东莞南下，在白石龙与第五大队会合，从此，白石龙成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两支抗日游击主力的会合，深圳、东莞、惠州地区的抗日实力大大增强，白石龙兵工厂、医务所、被服厂、税站、交通站、情报站以及后方办事处全面充实，白石龙成为了羊台山根据地的中心。11月初，曾生率部分队伍挺进路东，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惠宝边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东江军政干部会议，史称“白石龙会议”。会议总结了部队三年来的对敌斗争经验，决定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尹林平任政委，梁鸿均为总队长，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李东明任政治部副主任。部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兵力达1500余人。白石龙会议对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以白石龙为中心的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游击区逐渐扩大，纵横53华里，是当时东江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中最大最巩固的抗日阵地。1941年至1942年，羊台山抗日根据地遭到日、伪、顽军的疯狂进攻，总队主力在白石龙顽强抗击，并及时制订了内线坚持转为外线反击战略，使顽军一举围歼游击队的狂妄计划破灭。1942年10月，国民党顽军再度进攻白石龙抗日根据地，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指挥部率主力由白石龙转移至沙河、西乡一带。1943年12月2日，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部设于路东葵涌土洋村。从此，东江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指挥中心就由路西转移到了路东，开创了人民抗战的新局面，直至日寇战败投降，东江纵队胜利北撤。

文化名人大营救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出兵香港，香港很快沦陷，一大批滞港的内地进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凶险，党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驻港机构、东江游击队全力营救，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秘密大营救行动悄然拉开。

文化名人从香港出发，经大雾山、元朗、落马洲、翻过梅林坳，沿途经过多道岗哨日军的盘查、土匪的袭扰，最终来到了游击队总部所在地的白石龙村。这里也是他们整个转移路线的第一站。

1942年1月13日，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沈志远、胡风、宋之的、廖沫沙、张铁生等人四五十人最先到达白石龙。茅盾在后来的的回忆中记得，翻过梅林坳后，远远就能望见群山下的一个村庄，“向导”告诉他们那就是目的地，一群人欢呼雀跃起来：“到家了”，“到家了”。

此后几天，凤子带领的演剧队和戏剧家于伶、章泯、许幸之等也被护送过来，接踵而来的还有刘清扬、张友渔、徐伯昕、黎澍、杨刚、周钢鸣、丁聪、特伟等数十人。一批一批的文化民主人士从香港转移到村里，照例他们先会在天主教堂停留憩息，在教堂旁的大树下乘凉，然后被转移到后山上。

整个营救持续了三个多月。当年白石龙不少村民参加了营救工作，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为文化名人送饭，担着风险去很远的地方买粮食、买菜等。蔡兴富是其中的一个，他说，那些天村子里每隔两天就有一批人到达，每批少则十多人，多则二三十人。数百名滞港进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到达白石龙，然后由白石龙安全返回内地。

多年以后，这些文化人每每动情地回忆起这段难忘岁月。如茅盾出版来了散文集《脱险杂记》，并称营救文化名人的行动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写有《懒寻旧梦录》等，戈宝权重回羊台山游击区，深情撰文；胡绳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次考察深圳，再访白石龙，留下“飞楼邀月照盈城，迎岁笙歌动客情。四十年前事如梦，泥深雨急夜行军”的诗篇。张友渔、廖沫沙、黎澍、胡耐秋、司徒慧敏、华嘉、千家驹等人都留下回忆文章，丁聪更是创作了多幅以大营救为题材的绘画。

邹家华当年跟随父亲邹韬奋在白石龙停留了近三个月，2003年1月他考察深圳，重回白石龙看望村民，当年的经历历历在目。他触景生情，“我随父亲一起被营救脱险，从香港转移到白石龙，在这里安全生活，度过了一段至今难忘的时光。对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山山水水，一直深深怀着眷念之情。”他还欣然为白石龙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题写了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