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的媒体组合：〈翼赞一家〉与社会动员》，大塚英志著、彭雨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出版，293页，59.00元

1940年月10月12日，在毗邻皇居的东京会馆，“大政翼赞会”正式揭牌。所谓“大政”便指国政，所谓“翼赞”自然就是襄赞、辅助之意。该组织名义上是超党派的公共结社组织，实际上则是一个极右翼的法西斯组织。

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时任首相、立宪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死于激进派军人的暗杀，宣告了1918年以来日本国内的政党内阁体制已在事实上被终结。而1936年的另一起军事政变即“二二六事件”则彻底宣告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留下的痕迹彻底被军国主义的幽暗所吞噬。

1937年后，由于陷入侵华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要求建立所谓“举国一致”的新体制在日本国内迅速成为一股主导社会舆论的思潮。这股思潮在政治上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解散政党”“取缔政党政治”，主张模仿当时的德国、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体制，将全部国力毫无保留地投入侵略战争。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再次组阁后，“解散政党”等主张正式被付诸实施。当时日本国会内，无论是最老牌的立宪政友会、一度主张议会中心的立宪民政党，还是被视为军部势力代言人的国民同盟，又或是走所谓基层路线的社会大众党，相继宣布自行解散，其成员大多加入了随后不久成立的“大政翼赞会”。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兼任大政翼赞会总裁，之后的东条英机、小矶国昭以及铃木贯太郎也都兼任过总裁。

通过吸收之前国会内的政治势力，大政翼赞会在形式上实现了所谓“举国一致”的新体制。在此后，以大政翼赞会为中心来动员、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政治体制，也被称为“翼赞体制”。自大政翼赞会成立后，“翼赞体制”便开始全方位地影响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除配合侵略战争的政治运作外，法西斯文化宣传也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翼赞文学”“翼赞报道”“翼赞歌曲”“翼赞戏剧”等概念纷纷出炉，甚至还有了“翼赞落语”。因此，之后“翼赞漫画”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漫画及其前身“连环画”（图片故事）就在日本成为深受欢迎、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喜欢的文化形式。根据调查，1935至1936年间，“街头连环画”光在东京每天就有超过一百万读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及军方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国策连环画”以及漫画等形式来进行战争宣传和动员。日本电影理论家金村太平当时曾非常露骨地这样说过：“现代战争就是宣传战”，甚至警告军方：“日本没有迪士尼这种宣传武器的话，可能会战败。”

于是，1940年末，大政翼赞会领导的国民精神动员本部与新成立的“翼赞团体”日本漫画家协会合作推出了一部旨在宣传“翼赞体制”的漫画《翼赞一家》问世了。在这部漫画中，创作了一个战时模范家庭——“大和家”，通过讲述“大和家”的日常故事来进行所谓“国策宣传”。相较于传统的“国策连环画”，更多是直接表现战场、士兵又或是楠木正成、新田义贞这类历史人物的故事，《翼赞一家》这样的漫画则更多是反映“战时的日常生活”，例如宣扬储蓄和购买国债的意义、号召节约物资，又或是倡导普通百姓如何支援前线之类的内容等等。

《翼赞一家》的人物形象和背景设定图

用1940年12月5日《读卖新闻》刊登的《“翼赞一家”登场》中的话来说，这部漫画中的家庭被设定为“从早上做广播体操开始，到晚上全家桌边团聚，全都在践行为臣子之道，是清一色都支持翼赞的完美家庭”。除了《读卖新闻》外，《翼赞一家》的漫画还同时在《写真周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其他各类主流报刊上连载，而非为一两家所垄断。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翼赞一家》也并不仅仅是一部漫画。根据日本动漫文化学者、评论家大塚英志在其专著《战时日本的媒体组合：〈翼赞一家〉与社会动员》的研究，《翼赞一家》的漫画除了在日本多家报纸、杂志连载外，还曾被改编为小说、广播剧，甚至还曾为其创作歌曲并灌录唱片。大冢英志又指出：“‘媒体组合’总给人一种战后新现象的感觉”，实际上其最早实践则是为了侵略战争期间的战时宣宣传。而“御宅族”文化，其方法论和美学其实也是形成于战争时期。

为了将其宣传效果最大化，参与《翼赞一家》创作的众多漫画家都将版权“捐献”给了大政翼赞会。此外，大政翼赞会还允许，任何人——无论是否为日本漫画家协会的成员都可以免费使用《翼赞一家》的角色、设定来进行二次创作。《朝日新闻》还曾公开向读者征集以《翼赞一家》为主题的作品。显而易见，这种开放版权、鼓励二创的政策，就是希望通过吸引更多读者来参与创作，进而让漫画角色、设定能更快、更广泛地在社会各界传播。根据大塚英志在其著作中所做的考证，日本战后“漫画之神”、当时才十来岁的手冢治虫就曾借用《翼赞一家》的人物形象创作了自己的处女作——绘本《桃太郎》。

在军国主义当局的支持下，《翼赞一家》成为一场横跨各个媒体平台的宣传攻势。“翼赞一家”甚至一度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流行词。报纸、杂志在做战时宣传报道时，常会将积极为所谓“国策”献身服务的家庭称为“翼赞一家”。其影响力甚至不局限于日本本土，甚至随着日本的对外侵略脚步，输出到了旧殖民地及其侵占地区。在中国台湾，《台湾新闻》《朝日新闻·外地版》上就曾连载过《翼赞一家》。在“伪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地区，也发售过以“翼赞一家”为题材的唱片。而在遭日军铁蹄蹂躏的华北、华中地区，日伪所发行的报刊上，《翼赞一家》的漫画人物形象也经常出现。例如大塚英志就曾在由日本军方、外务省以及“兴亚院”资助，朝日新闻社负责实际运营，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新报》上发现了《翼赞一家》的报道、信息以及借用其人物形象的广告。

《大陆新报》上《翼赞一家》单行本的广告（1941年1月23日）

此外，上述这些地区还会举办面向当地人的、介绍漫画创作技艺的讲座，而《翼赞一家》则往往被理所当然地树立为学习和模仿的样本。为配合这类宣传活动，《朝日新闻》曾将日本漫画协会的成员、小有名气的漫画家可东己之助派到上海，希望借助他的专业能力和名声召集一批能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漫画家，成立了徒有虚名的国际漫画集团，甚至“还提出了让拍摄《铁扇公主》的万氏兄弟再度合作的策划方案，非常积极地利用动漫手段进行对华宣传”。

但另一方面，可东己之助作为漫画家，对于自己的漫画作品沦为侵略战争的宣传工具，内心深处也充满着矛盾。在未曾发表的文章中，就曾留下过这样的文字：

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对民众最有有效的宣传方式就是漫画宣传……换句话说，诞生于虚无主义的漫画，在日本民族的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事实上，我自己一直在日夜创作漫画，用于对敌宣传和民众工作。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苦恼所在。

当然，将漫画用于战时大众宣传，并非当年法西斯日本的专利。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中国的漫画家们就曾通过自己画笔为抵抗外敌的正义斗争贡献良多。例如丰子恺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一系列漫画作品，既抒发和记录了受侵略民众的悲愤与遭遇，却又始终用一种艺术家的方式，坚守着人道主义的良善。用国学大师马一浮的话来说就是：“勿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字，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必愈加亲切，易感动人。”

在《战时日本的媒体组合》一书中，大塚英志深刻地揭示了当年以漫画为代表的媒体艺术是如何一步步沦为侵略战争的帮凶和工具的。正如他在中文版后记所强调的那样：“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否认对自己不利的要素，还有冷静地描绘历史的态度，正是现在的我们所强烈需要的。”同时，亦如作者所担心的那样，在当时的日本通过媒体艺术的跨界组合，将所谓“翼赞体制”推广成了“国民运动”，“而如今，类似的弱化版和变异版仍在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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