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祠李德裕雕像。

五公祠李纲雕像。

五公祠赵鼎雕像。

五公祠李光雕像。

五公祠胡铨雕像。

海口五公祠内浮粟泉。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海口五公祠，成为贬官文化集中展览馆。

海口五公祠内陈列的古钟。

五公祠内海南第一楼内景。

五公祠内苏公祠，苏公与海南百姓历史画卷。

海口五公祠石钟

海口五公祠内陈列的古炮

在海南文明历史的演进中，唐宋上承两伏波所开、冼夫人所定的江山基础，下启明清琼州人文日新、粲然大备的瀛海胜景，可谓海南文化的播种期、培育期。而其主要的播种者、培育者便是那些万里投荒的贬官们。贬官文化也因此成了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口“五公祠”则是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古今多少事，雅聚一祠中”。

藉今年海口市政府批准海口五公祠较大规模改造扩建之契机，海南周刊从本期起陆续推出“五公祠”史话系列专题：将军引弓、伏波开琼———两伏波与伏波祠”、“功成北阙、魂断南溟———五公之一李德裕”、“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与苏公祠”、“我泛鲸波岂足悲———五公之二李纲”、“气作山河壮本朝———五公之三赵鼎”、“十年忧患扫还空———五公之四李光”、“崎岖万里天涯路———五公之五胡铨”以及五公祠建筑名物笔谈等，以飨读者。

从河之南、淮之南到周之南、召之南，再到江之南、岭之南，又从江之南、岭之南到海之南以及北回线那边的日之南，“南”就像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边界，一圈一圈地往外荡漾传播。站在中原往南眺望，“海之南”有中华宝岛的“南溟奇甸”，“日之南”有美丽的天涯海角和辽阔的蔚蓝海疆。周代只是荒服之表、秦皇之世亦不过象郡外徼的海之南、日之南，今天已然万国宾朋纷至沓来。那么，海南是如何从孤悬海外的炎炎遐方，到明清两代竟有“海滨邹鲁”之艳誉，今天又进一步变成万众登临的旅游胜地呢？这与海南的贬官文化息息相关。

贬官文化：海南历史文化的关键要素

流贬乃是中国古代法治和吏治的重要惩罚手段。据《尚书·尧典》载，帝尧就曾“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作为一种手段，“流”与“贬”有区别，兹不计较。但“流”最初的立法精神是“放”，以前只是替代性的执行手段，直到西周流放才成为一种独立的刑法。自西周以后，流贬的故事便不绝于史，且流贬之地也随中原政权的统治圈的扩大而与朝递远。王权之鞭长所及便是流人贬官之足迹所届。屈原放逐，不韦迁蜀；屈贾谊于长沙，窜杨纶与天涯，皆童蒙习闻。而今天史籍所见，贬谪海南的第一人乃是隋宗室滕穆王杨纶。随后李唐代隋，李孝恭、李靖于武德四年（621年）率军南下。次年，冼夫人之孙冯盎接受招抚，岭南遂归于一统。海南大规模流贬的历史也自此掀开，万里投荒、凄风苦雨，一直到明中才渐渐结束。

珠崖山水入图画，几度谪人学士家。两伏波开琼后，冼夫人再抚而定之，中原文化随之北风南渐。但这期间海南蛮荒无文，仅见“朱庐执刲”四字还只是印章，且到隋代才有第一个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王万全见诸史册。可以这么说，唐以前中原礼乐文化对海南影响非常小。《太平广记》载：“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太平广记》卷261《南海祭文宣王》）另据明代海南历史名人钟芳记载：“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明·钟芳《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钟筠溪集·记》）可见，当时岛上没有学校，岛民也不知孔孟为何许人也。

但到了明清，却文化灿烂，仅有明一代，举人595人，进士62人，几乎可与一些中原江南望郡相埒。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中间主要隔着唐宋，而唐宋正是大量贬官谪琼的历史。据笔者检索各类正史、方志、笔记、典志、家谱、碑铭等史料，发现仅唐朝流贬海南的官吏就有近七十个，且多数为高官宗室，宰相则不下十五人。综合五代宋元，明文史载的贬官不下一百三十个，且不少是道德典范、文章巨擘。我们可以说，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焕然的过渡阶段，而唐宋贬官是海南文化关键播种者和主要的培育人。海南本土诗文始见于篇籍要到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才出现，而这篇文献也正是贬谪儋州吉安县（今昌江县）县丞王义方的祷海之词。他也是史料可查考的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教育者。据载，王义方安全抵达昌江后，目睹田野荒芜、道路梗塞，人民梗悍不驯，无礼法秩序。以传播儒学为己任的他，上任后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说服各黎峒首领，举可造之才入学，教化荒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王义方传》）可以这么说，贬官文化是海南历史文化的关键要素。而“五公祠”则是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

“五公祠”：贬官文化集中展览馆

五公祠位于海口市海府路与红城湖路交汇处，是一组古建筑群的总称。这组古迹群是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被贬来琼借寓金粟庵（即今五公祠内）留存遗迹以来，宋、元、明、清及民国历朝不断在其周围毁兴、迁改、增建、重修的结果。今天广义的五公祠包括：海南第一楼（又称“五公祠”）、学圃堂、观稼堂、西斋(即“五公精舍”)、东斋、苏公祠、两伏波祠、泂酌亭、浮粟泉、琼园和新建的五公祠陈列馆。内有数量不一的井泉、雕塑、碑刻、牌坊及古钟、铜炮等文物。我和周娟受现任馆长张健平先生之邀请制作的“海南历史名人百贤展”和“渡琼始祖展”常年在西斋和观稼堂展出。环境清幽，草木滋荣，美舍河从中蜿蜒穿过，西南角一些泉眼，经年地无声惜细流。占地面积6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维修。今年海口市政府又批准其较大规模的改造扩建，这也正是我们做“五公祠”史话系列的缘起。

狭义的“五公祠”只是特指“海南第一楼”。这种语境下，“五公”也就只特指唐代的李德裕和宋代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五个贬官了。而宽泛意义的五公祠则是一组建筑群。建筑群的真正地理依托、文化背景则是东南的千载府城、北边的龙歧村和西边的红城湖。太多的祭祀纪念性建筑在这一带随着历史打转，诸如二贤祠、五贤祠、九贤祠、十贤祠都出现过。红城湖南畔就曾经有规模较大的祭祀苏轼、邱濬和海瑞的三贤祠。而两伏波庙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本“在郡城北六里龙岐村”。民国五年（1916年）琼崖道尹朱为潮才将其迁建于今五公祠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原本是清嘉庆年间自府城迁来的昭忠祠的基址。昭忠祠主要本是祭奠海南历代阵亡将士英灵的。即使是迁建这里的两伏波祠也曾为照顾中越关系而被实用主义地改成另一主题的纪念馆。总之，今天的五公祠，其中所祀英魂，除五公之外还有两伏波和苏轼父子，这九位名贤背后，又有众多乡贤、名宦和无名将士。而这一切，加上那些名人、琼公展以及各有身世的文物、碑刻，一并凝缩成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五公”。所以，“五公祠”承载的是整个海之南、甚至日之南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正如海南学者曾庆江先生在与笔者合着的《海南历代贬官研究》一书中所说：“苏公祠里供奉的苏轼和五公祠里供奉的‘五公’，加上历代的碑刻，反映了一部千年的海南文化史。”这部文化史之所以最后能象征性地凝聚在五个贬官身上，也说明了贬官之于海南文化的意义和分量。

海南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

两伏波、苏轼和五公，他们在时空上虽然相互处在历史的错层，但却可以在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中看出贬谪文化所维系的历史大线索。苏轼贬琼途次徐闻时，就径往二伏波庙祭拜祈祷，三年后，遇赦北归又到琼州府城北郊的龙岐村再拜岛上的伏波庙。平安北归后还写下了《伏波将军庙碑记》一文。后来贬谪海南的李纲也祭祀祈祷伏波庙，还在自书的《武威庙碑阴记》记载了苏轼做碑记的事：“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谪儋耳，既北归，作《汉伏波将军庙碑》，言两伏波皆有功于岭表，庙食海上，为往来济者指南。辞意瑰伟。”李纲祭祀伏波的同时，也是在缅怀苏轼。虽都写于雷州，事却皆在琼州。

李德裕贬谪途行至汨罗水时赋“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凭吊屈原。（李德裕《汨罗》，《全唐诗》卷475—131）到海南后又吊宪宗朝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珠崖的宰相韦执谊。而李德裕在崖州无人拯恤的窘境，又被后来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及，并将他与南宋初贬谪海南的宰相赵鼎做比较。（《李卫公别集》卷六和《容斋随笔》卷第一）李纲在往返海南的途中也着文纪念李德裕。五公之一的李光一方面充分肯定前辈苏轼等劝学的成效，使琼州“学者彬彬，不殊闽浙”，（李光《迁建儋州学记》）且疏浚礼赞苏轼的“指凿二泉”，并说“地偏无俗辙，景胜赖前贤”（《泂酌亭》），“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之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琼州双泉记》）。同时，还同情并景仰同贬海南的赵鼎那光风霁月的情操，说：“幽人一枕梦魂清，风鼓寒潮夜有声。海色天容本澄静，年来应为不平鸣。”（《次韵赵丞相海鸣》）李光还不断与同在天涯的胡铨酬唱共勉，甚至因此被加重处罚，移往昌化军安置。胡铨则以主战派的同僚知己的心态给李光写了《寄参政李光》：“海风飘荡水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千里孤身一壶酒，此情唯有故人知。”他还直接拜访过李光，并写有《别琼州和李参政韵》：“肯悔从前一念差，崖州前定复何嗟。万山行尽逢黎母，双井浑疑似若耶。行止非人十载梦，废兴有命一浮家。此行所得诚多矣，更愿从公泛此槎。”胡铨这种无怨无悔，以能与李光同贬海南为愿的刚健气息，绝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互相安慰取暖，或者涸辙之鲋的相濡以沫，而是一种大丈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士君子不可不弘毅的写照。陆游曾记载李光与其父陆宰共饭时的壮烈言行，李光说：“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说话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

我们讲述李德裕、苏轼等对屈原、两伏波、韦执谊等人凭吊，讲述赵鼎、李纲、李光、胡铨对李德裕、苏轼的景仰和彼此之间的共勉，乃是要指出，这些人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有一股共同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持理想、弘毅坚韧的血气，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海南的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谪琼贬官并非没有罪有应得者，但唐宋时期的海南仍是非常落后蛮荒之地，流放左降海南者，往往是巨大政治事件中的失败者。巨大政治事件往往牵涉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皇权、相权、主权、民生等等，身处各种权力集团交织的漩涡中心的位高权重者的弄潮儿难免要沉覆于风口浪尖。而在皇权专制的时代，注定多数是正面人物遭遇政治坎陷。海南的贬官中，有宗室，有宰相，多至几十位，这些大人物遭贬的背景多是集中在唐宋两朝大的政治巨变时期，如“中宗复辟”、“韦后擅权”、“安史之乱”、“两税制改革”、“永贞革新”、“牛李党争”、“反宦官斗争”，“宋初皇储之争”、“庆历改革”、“熙宁变法”、“两宋战和之争”等等。

正是因为“改革元勋多首罪”，才有了“崖州地望重”的说法。流贬崖州司户的北宋宰相丁谓回去后，曾与人论天下州郡，他开玩笑说，堂堂宰相去做崖州司户，可见崖州最雄盛。（《宋稗类钞》卷六）这玩笑话其实别有道理。在各种权利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位置越高，被打击的力度也越大，就流放而言，也就流放得最远。

唐宋君王非寡恩 琼崖人民有奇缘

宦海波翻，贬途迢递，贬谪者心路也同样复杂多面。我们不妨从李德裕一唱三叹的委屈之作《谪岭南道中作》中探悉总结之，诗云：“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全唐诗》卷475）与柳宗元贬后的诗句“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岭南江行》，《全唐诗》卷352）一样，都是语涉双关，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显然都别有所指。这种寓意繁重、旨意遥深的笔法，正是流贬者失落、离恨、忧惧、谴责、怀乡、迷茫、坚韧和弘毅等复杂心理的体现！当代中国鲜有的具有原创思考力的张志扬教授曾有过一段诗性而哲理的感慨，大意是说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然而，这些贬谪往事，显然不是那么轻松的。他们的苦难心路于海南文化发展而言，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

海口五公祠的一副对联“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也正道出了贬官文化的另一种解读维度，即千年的沧桑、贬官的坚韧却换来了海南的文明飞跃。这千年往事象征性地浓缩在这五公身上。“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他们“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此志”。这种历史意气，又凝聚在这“琼台胜景”、“瀛海人文”的五公祠里，“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留正气，在此楼中”，“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上引四句乃五公祠对联）岂能忘怀，岂敢辜负！借用张宣题倪云林画的诗句“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我们不妨说“琼台多少事，都聚一祠中”。(周泉根 记者 李幸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