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雨欣（1999-），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自历史地理学视域研讨苏轼书法的取法与接受问题。晋唐时期书法地理重心逐渐南移，此过程伴发了蔡邕笔法体系传承的结束。苏轼书法取法兼“北人北书”的二王、“北人南书”的颜真卿，是综合了魏晋时期南方门阀自娱精神和唐代南北方传统交融的书法技法的结果。随着书法地理重心彻底南移并远离政治重心，书法审美与批评的话语体系发生变革，苏轼书法的声名呈现愈渐隆盛之势。文章从历史地理学视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历史书法地理；苏轼书法；“尚意”书风

【文章来源】全文刊载于《书法》2024年2月刊，第68-73页。注释从略。

历史书法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书法要素分布状况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目前唐宋书法地理研究以断代书法地理格局还原为主，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研究具体书家的案例较少。唐宋时期是我国书法变革的重要时期，此阶段书法重心南移完成，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分支出现并发展。苏轼是该变革期的代表人物，其书法发展完善了颜真卿为代表的新分支，象征着南方书法人才里程碑式的崛起。自历史地理学视域研究苏轼书法，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苏轼笔法的来源及苏轼书法每代愈高的声名。

一、魏晋唐宋书法地理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淮、江南是书法文化发达区，此时期书家籍贯分布区域差异明显，有着极为强烈的不均衡性：河淮、河北、河东地区以钟繇、张芝等书家为正统，而江南书法“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实际上仍是以北方的钟、张笔法为优。此时书法家地理分布格局的差异实质上是书法艺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唐代书法地理格局为“南北繁荣，北方更胜”，有关陇、山东书法繁荣区与江南书法次繁荣区。宋代书家分布重心在南方，且偏于东南，南方地区虽未形成像两京一样的文化中心，但发达区域的书法实力整体上已经超过了北方。由此可清晰地发现唐宋是书法地理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

《传授笔法人名》记载了汉魏以来笔法流传情况：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姪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肜、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书法笔法从在北人之间传播变成在南迁的北方士族之间传承再到在有北方仕历的南方土著间传承，间或有北方人颜真卿习得南人所传授的笔法。至唐末五代崔邈时，笔法已失传。笔法南迁过程，也与魏晋以来的书法家地理分布格局有着相同南移趋势。

二、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苏轼笔法研究

宋代书法笔法失传，书法技术水平不如前代，宋高宗赵构即言：“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宋代官方大力搜集历代法书，“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在见识了诸多府库真迹之后，赵构的艺术品鉴眼界颇高，《翰墨志》记载了深得北人书法笔法精髓的赵构对于当时法帖的看法：

惟《潭帖》为胜者以钱希白所临本也……又《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

宋高宗赵构以北人书法代表钟、王为正统，眼界独到。钱希白即钱易，为杭州人，是唐代后期南传的北人北书笔法的窥探者，《淳化帖》《大观帖》也是以江南藏本为善本，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代、北宋南方书法地位的崛起。

在魏晋书法笔法一脉相承的情况下，书法人才地理格局实质是书法艺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北宋时期的书法笔法已经失传，书法人才地理格局更多反映了区域书法人才数量以及区域书法文化氛围的不同。朱长文《续书断》揭示了前代“北人北书”传承结束：

经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是以然也。

此情况下，“南人南书”的苏轼书法便得到了认同。苏轼对“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是以为令”的看法不以为然。若不再以二王为唯一的正统古法，那么，何为北宋时期南方书家所认为的古法？从黄庭坚此语或许可窥见一二：

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士大夫乃云“苏子瞻于黄鲁直，爱而不知其恶，皆此类”，岂其然乎！比来作字，时时髣髴鲁公笔势，然终不似子瞻暗合孙吴耳。

黄庭坚认为苏轼笔法超然，近似颜真卿用笔而更“暗合孙吴”，那么孙吴书家与颜真卿的书法笔法特点是什么？东晋葛洪列举“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唐代河东人张彦远评价皇象书法“朴质古情……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象则实而不朴……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亚于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议伤于多肉矣。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综上可见，“孙吴”书法以古体古法为特征，无三国魏晋时期新产生的楷书，用笔“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带有篆隶演变时期的意味，却有“多肉”之弊，是章草古法用笔的体现。颜真卿籍贯为琅琊，生长于京兆，曾仕宦交游于湖州，是唐代书法技法南北交融的缩影。北方书家的颜真卿求学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的苏州张旭；徐浩曾为颜真卿幕僚，“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韦渠牟与颜真卿“尝接采真之游”。最终，在继承了羲献笔法和江南书法特色之后，颜真卿书风不同于二王的风貌，释亚栖评价“后皆自变其体”，米芾以为“非古”，杨慎言“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这反映了南迁的北人北书与南方笔法长期交融后在唐代产生了新的技法，而黄庭坚认为苏轼书法笔法更接近三国时期江南笔法，从时间上看，较颜真卿的南北融合笔法产生更早。

李昭玘谈到苏轼笔法的来源说：

观其用笔，凌厉驰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见其辙迹，晚年独与颜鲁公周旋并驱而步不许退也。

李光则说道：

惟苏子瞻善论书，可继君谟，而气超胜，不灭二王。……（许）觐作字不俗，然但知学东坡书，粗得其形似，而不知苏公之书，自二王诸人来。

苏过的记载也基本一致：

其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

在他们看来，苏轼书法取法二王、颜真卿，即上文论述的南北融合的笔法，而非自“欧阳询传张长史，长史传李阳冰，阳冰传徐浩”这一师承体系而来。苏轼本人如是评价自己的书法取法：

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

而所谓的“不废前人”即不废钟、王之法：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可见在苏轼心目中，“前人”之法即“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的钟、王之法。

综上所述，相较学习南人南书的孙吴书家，苏轼真正倾向于取法受到北方书法传统影响，又吸收了南方书法文化养分或和南人有密切学习交流的二王、颜真卿。由于年代久远，钟、王书法风貌难以捕捉，故苏轼书法实际上更为接近北人南书的颜真卿。这种笔法反映了唐宋时期南方书法话语权的崛起，书坛书家选择了较唐初不同的取法对象。

三、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苏轼书法接受史研究

苏轼书法主要取法颜真卿，虽兼及二王，却因笔法不传较久，多取“妙在笔画之外”的意趣，与唐太宗所崇尚的“尽善尽美”“中和”之义已经相差甚远。而苏轼生前书法地理重心尚在开封府、河南府一带，书坛书家鉴赏眼光较高，此时期对于苏轼书法的评价尚未掩恶虚美。黄庭坚评价苏轼书法“左秀右枯”的特点为“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及“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兼及美恶。苏轼门人晁补之则阐述了在书法地理重心南移情况下的书法审美意趣变革：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而古今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妙不在于法也”便概括了宋代书法的审美意趣，也解释了为何苏轼书法存在病笔却仍为佳作。那么何为宋代书法地理重心南移情况下主流的审美意趣？朱长文评价苏轼书法“以淳古重”，那么何为“淳”？《上李大夫论古篆书》说“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集古录目叙并跋》中评价汉残碑为“而隶字在者，甚完体质淳劲，非汉人莫能为也”。苏轼书法之“淳”应为气息高古、结体有古趣之意。

时至两宋交替之际，晋唐法书真迹进一步失散，晋唐之法也更难寻踪：

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

年戎马扰河洛，锦标玉轴随飞埃……欧虞颜柳邈已远，兰亭况复昭陵埋。

周密《齐东野语》则进一步揭示了府库与民间收藏的差别：

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

可见，所谓的真迹罕见，应为府库仍可通过购买、强制进献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赵构曾以皇权威慑朱胜非进献法帖：

一日，朱丞相奏事毕，上顾谓曰：“闻怀素《千文》真迹在董弅处，卿可令进来。”丞相谕旨，弅遂以进。

民间收藏逐渐减少，士人得见晋唐法书原貌者便更加稀少，御府书画鉴定人员水平较为低下，何况普通士人：

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人品不高，目力苦短。

这种情况下，苏轼书法“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才具有可能。

此后，随着书法地理重心的南移、书法地理重心与政治地理重心的分离，苏轼书法的认知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元代书法文化重心为长江下游地区，苏轼便已经成为了草圣、书法“规矩准绳之大匠”：

宋以来，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金源氏、赵沨、赵秉文，皆称草圣。

钟太傅、王右军、颜平原、苏东坡，其规矩准绳之大匠也。

理学书品人品论之下，苏轼书法在元代是以其人品为称的：

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

赵汸《书东坡尺牍后》全文未提及东坡书法，重点在评价苏轼为人：

宋礼部尚书赠太师东坡苏公，忠义贯日月，名声塞宇宙，盖千载一人也。

在这种因人贵书思想的影响之下，苏轼书法的接受度愈发提升。胡祉遹评价苏轼“手简行书为第一，自得之妙，虽晋唐诸贤，有不能及者”，吕宗杰评价“坡习晋人书，而超绝其格，以故人罕及”，可以历史书法地理重心南移视角理解。

明清时期，书法地理重心完全南移，苏轼书法地位空前提升。解缙评价苏轼为羲献正统传人：“自羲、献而下，世无善书者……宋家三百年，惟苏、米庶几。”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书法崛起，书家大多忽视苏轼用笔多肉之病。詹景凤言：

虽坡书常法，乃其致迥别，所谓精入毫芒，妙彻心髓，神莫可测者，斯足以当之矣。

詹氏眼中，“墨猪”之弊似乎也不再受到如宋人般的诟病，但是仍有“江东巨眼”王世贞这类鉴赏能力甚高的书家关注此问题：

其用墨过丰，则颜平原之遗轨也。

苏文忠……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

而时至清代，苏轼书法的“墨猪”、“用墨过丰”之弊也被进一步美化：

佳刻必肥乃复古，俗工窘幅徒拘牵。骨足撑肉肉冒骨，是中有物非言诠。亦惟坡公力能到。

苏黄佳气本天真，姑射丰姿不惹尘。笔软墨丰皆入妙，无穷机轴出清新。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书法取法兼“北人北书”的二王、“北人南书”的颜真卿，更准确来说，是取二王之神和颜真卿之法，是综合了魏晋时期南方门阀自娱精神和唐代高度发达的南北方传统交融的书法技法的成果。苏轼是书法地理重心南移完成前夕南方书法为大众所接受的代表人物。元明清时期，书法地理重心彻底南移并与政治地理重心分离，书法审美受到北方政治的钳制力逐渐减弱，对苏轼书法的评价经历了从较为客观的品评到推崇备至从而把“墨猪”之弊美化为“姑射丰姿”“骨足撑肉肉冒骨”的过程。

END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辑| 马瑞璇

编审|宋亮

审核| 田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