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讲过历史意义上的江湖，那个江湖是一种具体明了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一个能够上达庙堂，下抵乡村的“中介”社会。但是在真实的“江湖”之外，亦存在着一个由历代文人所撰写出的具有英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意义上的“江湖”，这个江湖可以是少年剑客鲜衣怒马驰骋人间，也可以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乌托邦世界。总而言之，千古文人江湖梦，文学笔下的“江湖”别有一番滋味。

一、少年鲜衣怒马闯江湖

无论是自唐代以来的“唐传奇”还是明清一直到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甚至是今日的许多网络文学小说，都以“江湖”为故事创作的大舞台和大背景，而故事情节也无外乎是少年复仇记或者少年闯荡江湖遇着名师之后被传授最强武功，之后或是武林争夺宝典或是争夺武林盟主之位，而主人公则是凭借着高强的武功脱颖而出最终爱情事业双丰收。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武侠小说的故事，而“武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江湖”的别称，主角闯荡世界总归要有个活动的舞台，而“江湖”就成了这个舞台最好的代名词。既然“江湖”与侠客两者的关系在人们的心中早已连为一体，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武侠与江湖非得连在一起不可呢？

其实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便开始为游侠立传，但是直到唐代，“江湖”才成为侠客活动的主要空间，就这一点来说唐传奇的作者有着开创之功，而这种创作方式也被后人所使用至今。既然游侠因其独来独往的气质而被人们所推崇，那么就必然得有一个可供其来无影去无踪的场所，这个场所必定是与“庙堂”和俗世所有区别的，得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这样若隐若现的带有强烈朦胧色彩的“江湖”才能配得上侠客的气质，而中国的江湖世界也就由此产生了。

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到宋代乃至明清时期的江湖已经不再像唐传奇中的那样“浪漫神秘”，而是出现了诸如“蒙汗药”、“人血馒头”等诸多暴力和血腥气，但是“江湖”二字已经与侠客密不可分了。就像我们小时候所看的著名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一样，无论是郭芙蓉在第一集中与其随从以“雌雄双侠”的名头闯荡世间，亦或是其妹妹郭蔷薇因痴迷于“江湖”而在同福客栈中对每个人追问“江湖”是什么，似乎侠客不与“江湖”联系起来就总是缺少了一丝丝味道，而这些许的差别却可能使得整个武侠小说索然无味，不再被人们所喜爱。

二、千古文人江湖梦

谈及这一点，我想各位的脑海中可以立刻浮现出一句千古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一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文人对“江湖”的浪漫想象。自古文人多失意，像苏轼、欧阳修、范仲淹、韩愈等多有因政治斗争或其他原因而遭到贬谪的经历。这种离开权力中枢体系的行为大多是被迫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固然也有主动离开官场的“隐士”，但无论是主动亦或被动，他们远离朝堂之后就能够真正的放下一切远离是非吗？这当然不可能。由此范仲淹才会发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叹，而范蠡在功成之后与西施泛舟于“江湖”之上，这里的江湖虽然亦带有地理空间的相对原初的含义，但是此“江湖”所表达出来的那一种朝堂与江湖的二元体制却十分明显。

江湖在文人心中的最高境界则是“桃花源”，在这样一个阡陌交通和鸡犬相闻以及人不知秦汉的至高级“江湖”中，包含了文人对于远古三代圣人治天下的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江湖是桃花源同时也是乌托邦，是文人在面对丑恶现实之后所希望建立的美好世界。

三、“隐士”与江湖

隐士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快意恩仇的侠客，又不同于寄情朝堂的文人，隐士居于江湖是可以说是主动的，《周易》有言：“天地闭，贤人隐”，这句话可以很好的体现出隐士的心理世界。侠客和隐士在归隐江湖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自觉在俗世不可能有所作为而选择主动归隐，但与身怀绝技的侠客相比，隐士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其归隐江湖是其对主流世界的对抗，既能够保持“初心”同时还能恶心一把当政者，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贤明的姿态来“礼贤下士”以收揽人心。隐士归隐的“江湖”是宁静的，它可以是山间竹林也可以是城中闹市，正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隐士的江湖既是他们身体寄托之处，又是他们心灵的最终归宿，这与失意文人是不同的。失意文人虽然暂时被迫的离开朝堂而进入“江湖”，但他们心灵最终的归落处却依旧是朝堂。

文史君说：

我相信但凡是读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对江湖有着无比丰富的憧憬和向往，那是杨过、郭靖们闯天下的地方，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舞台，也是他们最终的归宿。而范仲淹的千古名句亦使后来上学的我们对朝堂和江湖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了解，但无论是主动亦或被动，无论是隐士、侠客亦或是失意文人，他们都将原本仅指代地理空间的“江湖”赋予了丰富的人文色彩与浪漫想象，构成了中华古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2.李恭忠：《“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距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