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牟富生

牟富生，男，陕西省扶风县天度镇南阳乡坊村人。1939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扶风、岐山和西北农学院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扶风县县委副书记。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他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夜行几十里，发展党团组织，扩充地下武装，为扶风解放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为扶风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后，国民党扶风县反动当局疯狂地追捕和迫害中共党员。5月，牟富生同志被敌人以“政治嫌疑犯”为名逮捕，关押在扶风县警察局看守所。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牟富生同志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警惕，事前把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都做了周密的转移，被捕时敌人一无所获。在狱中，虽多次被拷打审讯，他宁折不弯，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很难定“罪”。加上地下党组织和地方知名人士积极斡旋营救，牟富生很快得以获释。1947年农历腊月三十晚，敌人第二次来到牟家搜捕，因牟富生同志已调回到边区，使敌人扑了个空。但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不甘心，便把牟的岳父（积极支持革命，参加营救牟富生）杀害了。

1948年4月至9月，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对麟游游击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剿”。不幸的是，扶风县委书记孙宪武同志在第一次“清剿”中就被捕了。此后，县委和游击队的工作就在史汀同志和牟富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48年9月，敌人出动了两个团的正规军和四个县的保安团、队，对方圆几十公里的麟游山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形成四面合围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牟富生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牟富生曾隐蔽在磨石沟的一个农民家中。当几个敌兵即将进入这家农民院子时，他机警应付，随手接过农民交给他的一副水担，走向沟下挑水，从而摆脱了同敌兵的迎面相遇。这样，他冒着阴雨，在沟底丛生的荆棘中隐藏了四五天，农民为他送饭，通报敌情。他的腿部因受伤而严重感染化脓，直到敌人撤退后，才得以出山医治。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至1954年，牟富生同志担任中共宝鸡专区岐山县县委书记。当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牟富生耐心地教育干部：如果我们的各项工作离开发展生产，就必然会脱离群众。当时县上确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都片面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到了基层乡村，“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都要限期完成，使下面难以应付。作为一个农业县的县委书记，他统揽全局，同全县人民一起，坚决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并结合生产去进行。他反复强调，农村工作，必须因地制宜，不可主观臆断，强求一律。即使推广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也不能命令群众，强迫执行。只有经过试验，群众认为确有实效时，再逐步推广。

在50年代初，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既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劳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牟富生在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问题上，始终坚持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充分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当时，岐山县委把邢克广互助组树为一面旗帜，典型示范，使全县互助合作组织得以顺利发展，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全县小麦平均亩产由1952年的80公斤，到1954年提高到154.5公斤。故郡村宋全福互助组的玉米平均亩产510.5公斤。农民是劳动者，是最讲实际的。牟富生多次对农村干部讲，像农业互助合作这种直接关系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经营活动，完全是农民自己的活动，决不能由干部运动群众，越俎代庖。县委一班人，本着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都应积极支持其发展。因而在50年代初，岐山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在陕西省是名列前茅的。

1965年至1970年，牟富生同志由凤翔县委书记调任富平县委书记。他本想在富平这个“粮仓之乡”，干一番事业。谁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实现他的宿愿宏图，反而大遭劫难，惨不堪言。1967年1月，中共富平县委被“造反派”夺权，牟富生被诬为富平县“最大走资派”，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皮肉之苦。有一次，他在被“造反派”轮番批斗中，疲惫不堪，昏倒在地，气息奄奄。“造反派”们以为他死了，拔腿就跑。后经几个农民背到医院抢救，才活了过来。“造反派”得知牟富生没有死，又从医院把他抢走，变本加厉地刑讯逼供，迫他承认是“叛徒”、“特务”，“挑起武斗”。牟富生身处逆境，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造反派”如何软硬兼施，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假话一句不讲，假材料一字不写，诬蔑不实之词一句也不承认。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1971年至1977年，牟富生同志恢复工作后，任韩城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在韩城工作的几年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焕发出空前的工作活力。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尽其所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更重要了。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决心追回“文革”中失去的时间，竭尽全力为韩城人民多干些实事。他对农村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错误补订的地主富农成份，经过复查都已基本改正，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集中精力抓水利建设，担任水利工程建设总指挥，同县委一班人，共谋大计。经常深入水利工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修建了韩城最大的一座蓄水工程——薛峰水库，有效灌溉面积13.6万亩。1978年受益后，粮食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棉花亩产由15公斤提高到30公斤。其他同时修建的盘河水库、赵家坡水库实际灌溉面积5万亩，粮棉平均亩产量提高得更多。如今，这几个水库，不仅是韩城农业的命脉，也是韩城工业和城市人口用水的命脉。“吃水不忘掘井人”。韩城的干部和群众，一提起薛峰水库，就想起了“牟书记”，他们说：“牟富生书记是带领我们干实事的，我们打心眼里敬重他。”

牟富生同志1994年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对亲人说：我在病中，想的最多是“文革”那场浩劫，不是因为我被残酷折磨过，而是觉得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党，发生这样的悲剧，且长达十年之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也不能耿耿于怀。毛主席过去允许我们犯错误，我们也应当允许他老人家犯错误，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改正就逝世了。从这里，人们不难可以看出牟富生同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质。他还说，我常常想起同我并肩战斗过的孙宪武、史汀等同志，他们没有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韩象纬同志也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就悲惨地去世了，我比起他们来，算是够幸运的了。现在，孩子们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还在上学，希望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牟富生同志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常常在人们的耳际振响，引起人们无限的怀念……

注：根据2004年9月30日《陕西日报》牟玲生《兄长 良师 引路人———纪念牟富生逝世10周年》一文编写，特此说明并致谢。

陈忠实：牟玲生，从农家子弟到省委副书记

◎来源｜《躬行集—我的回忆录》阅读笔记 ( 三 )

◎作者｜陈忠实

牟玲生，陕西扶风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青年团凤翔县委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宜川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主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不无震惊地感受到一个人绝不宽容自己过失的自省精神。

读着《躬行集》书稿，往往会发生让我意料不及的情景，就是牟玲生对自己工作中的几次失误的自责和反省。许多事已因时过境迁而被生活淡化以至淡忘，而牟玲生却积久难忘，更不宽恕自己，一件一件诉诸自传体的文本，词恳意切地检讨和反省，读来不仅感动，且无不震撼。一个人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更有面对未来的踏实和自信。

“‘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我也盲目地批判过所谓的‘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现在想起来，深感愧疚。”引自《躬行集》书稿的这段自我反省的文字的社会背景，严格说是始于文革爆发前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是当时陕西对“四清”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即“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通过“四清”运动实现“民主革命补课”。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展开的农村“四清”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把一大批乡村干部错定为“四不清”干部，把许多中农农户补定为地主或富农成分。到新时期纠正冤假错案时，那些被错定的“四不清”干部和补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户，几乎全部平反纠正了。

那场“四清”运动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之后发生的事，全国都搞了，主要在农村，大约从1964年起始，分期分批一个县一个县接连搞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而停止。在西北和陕西，把“民主革命”不彻底作为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狠抓阶级斗争”切中西北和陕西的特殊命题。牟玲生作为蓝田县“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执行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很自然的事，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当年全国搞过“四清”运动的干部当以百万记，至今仍怀“愧疚”心情而反省自己“盲目”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的牟玲生，就令我感动了。

牟玲生至今仍感到“遗憾”也感到“有辱使命”的事，发生在他在任宜川县主要领导的时候，那一年(1973)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看到革命圣地的延安人民在革命胜利20多年后仍然缺吃少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当众检讨自己没有当好总理。随之，周总理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包括牟玲生在内的延安地区和所辖县区的领导都立下军令状，保证实现总理的嘱托。直到牟玲生六年后调离宜川县，粮食产量提高了，人均粮食数量也增加了，然而却没有达到“翻一番”的目标，一种“有辱使命”的感觉一直潜存在心底。

牟玲生没有说未能实现“翻一番”的客观因素，不著为自己开拓的一词一字，却纯粹自责为“有辱使命”。我所能想到的有两点，一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发生的一场接一场的中心运动，已经闹到全国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地步，尤其是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所发生的怪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生产反而成为过错。在这种背景下，牟玲生仍然顶着压力在宜川修田、治水、植树、造林(不赘前述)，使宜川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永久性的改善……然而，他却既不做客观辩解，更不为自己开脱，把潜存心底的“有辱使命”的“遗憾”就在自己的人生脚印里，这种境界令我感动。

把“两个失误的教训”作为醒目的标题列为一节，可见牟玲生反省的郑重性。一个失误事件，是在宜川搞了劳民伤财的八个“小高抽”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在“一批两打”运动中发生过火斗争致人自杀的事件。前者犯了“决策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而后者却是他作为县委一把手应负的责任。尽管他再三强调工作方法防止过激行为，却仍然发生了过激行为致人自杀的惨事，他便揽起作为自己的过失，作为教训，自责至今。

写到这里。我发觉在涉及牟玲生自责反省的几件过失时，我不自觉地都叙说了这几件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似乎有为牟玲生辩解或开脱之嫌。然而，我却不能不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才会发生这种过失，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把类似的个人责任都推给社会大背景里去了，唯独牟玲生却不宽容更不为自己开拓，而是严格的自律、自责，实现自省。我的由意料不及的震撼里发生的感动，就很自然。敬重一种人格境界，也很自然。

读完《躬行集》书稿，那个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我在台下聆听并仰视的牟玲生不再是陌生的熟人，而是让我有一种知根知叶知外又见里的人了。

牟玲生少年时便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而不退缩。牟玲生刚刚成年，从基层工作做起，之后多年变换多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牟玲生有机会留学前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精神和思想完成了飞跃和升华。牟玲生工作历程中的许多时月，都是在我们国家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困难局面里走过的，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随波逐流。牟玲生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显示出一种坦诚的人生境界……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感动和敬重，是由阅读引发的真实的情感。

我想到，年近八十岁的牟玲生，回首往事凝结成《躬行集》书稿的时候，如此坦然面对人生中的行程的履痕，如此坦然面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脚下这块土地和人民，该当是骄傲的，自信的。然而，只有对这块土地和人民鞠躬尽瘁，才能获得面对自己人生履迹的坦然。

被朱镕基亲自点将的 “ 铁面 ” 牟新生

牟新生，1943年12月出生，汉族，陕西扶风人，中共党员，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正部级），海关总监。副总警监警衔，海关总监关衔。1967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新疆塔城地区公安处、北京市公安局石化区分局、公安部工作，1983年以来先后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政治部副主任（正局）、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998年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1999年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2000年兼任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

2000年年初，中国海关总署曾经发布了这样一个公告：1999年中国海关税收大幅增长，增幅高达80.8%。这个异乎寻常的增幅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一年中国政府打击走私、遏制非正常进口所取得的战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走私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令人瞩目的惊天大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在那一年被掀开了盖子。尽管远华案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年多，但是其错综复杂的案情、触目惊心的内幕，众多的钱权交易、情色交易，使它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衷的谈资。

朱镕基时亲自督办厦门远华走私案，牟新生为远华案前线总指挥，其间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多名罪大恶极的腐败官员被判处死刑。对震慑犯罪、抑止腐败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逃的主犯赖昌星，北京时间2011年7月23日，被遣返回国。逃亡加拿大12年之久的赖昌星于当地时间22日下午在押送下搭乘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离开加拿大。随后，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令。牟新生曾说，厦门远华案是他从警生涯三十多年中，遇到的最大一桩案件，他把它看作中国海关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历史转折点。当年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牟新生：我在海关当署长8年 感觉一把手权太大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10年03月09日

◎记者 ｜李立强

牟新生：有干部想说真话不敢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称应加强民主，加强工作作风建设，让大家畅所欲言

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牟新生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发言时，对一些地方的用人不正之风、不讲真话、难听到真话的会风等问题逐一批析，见诸媒体后引发网民强烈共鸣。

67岁的牟新生以直言而闻名。为了说真话，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到全国人大第一次发言就捅了娄子，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放炮”。

昨日，本报围绕“说真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人物简介：牟新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生于1943年12月，陕西扶风人。1998年12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99年2月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4月任海关总署署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说真话，我一直比较敢讲真话

为何真话少、官话多？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

新京报：你看到张维庆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牟新生：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牟新生：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你当时在海关总署当署长时，敢不敢讲真话？

牟新生：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

领导视察，应对领导地方有“规则”

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牟新生：决定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特别注意，领导人的决定起关键作用。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维庆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性问题，你怎么看？

牟新生：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总是有限的。

文风，用一段话说一句话的事

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

新京报：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牟新生：我在文风上意见提的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署长时，自己写讲话稿吗？

牟新生：说实话，一般开党组会都是自己写，开全国关长会，那不是自己写，因为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

新京报：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牟新生：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牟新生：我赞成张维庆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他们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工作作风，加强民主，畅所欲言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当时提意见说要认真解决一件事：让大家畅所欲言。

新京报：你提到过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牟新生：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我实在忍不住。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民主的气氛。现在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简报录什么，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药方？

牟新生：首先应该是加强民主，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当时就提意见说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